护院不看家（第3/5页）

火上浇油

时年47岁的王人文是云南大理人，光绪十三年（1887年）中了进士，之后便在贵州、广东、陕西等地辗转为官，历任贵州湄潭、贵筑、开泰县知事，广西南宁平乐府、奉城锦州府知府，广西桂平梧道，广东按察使、提学使，陕西布政使。

王人文与前任四川总督赵尔巽交好，赵尔巽在1907年入川时，将王人文从陕西平调到四川，担任布政使（藩司）。四川与别处不同，在别的省份一般为第三把手的藩司，在四川就是第二把手。

赵尔巽在这年（1911年）年初奉命调任东三省总督，照例要向中央政府推荐自己的继任者。所有的人（包括王人文）都以为赵尔巽会推举王人文，却没料到赵尔巽“举贤不避亲”，密折里保的是自己的胞弟、时任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钦差大臣的赵尔丰，而王人文只是接任赵尔丰腾出来的川滇边务钦差大臣。虽然从官场级别上说，川滇边务钦差大臣略高于一省的藩司，但那是苦缺，要处理最为棘手的云贵川藏交界处民族事务及边疆事务，又在高原苦寒之地。

赵尔丰在那位置上已经干了近三年，而且比王人文足足年长18岁，细思下来，由他接任总督，的确比王人文更有资格，也更符合“爵以赏功，职以任能”乃至排资格的组织人事原则。

王人文情绪其实很大，他发牢骚说“垂老投荒”，“以素昧边事者办理边事，岂有不凿枘乎”。据说，在酒酣耳热之后，他甚至还抱怨朝廷：“丧服初满（指为慈禧和光绪服丧），即以巨款制戏具，以官职为市场，国事不纲，于斯极矣！”由自己的官场不如意，进而对整个组织、整个体制产生不满，在铁路国有、涉及众多利益调整的关键时刻，主持工作的王人文不仅不在状态之中，而且试图“挟路自重”——保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彭芬就认为王人文因对前途绝望“故不制止同志会之发展”。

王人文在保路同志会成立的当天，不仅接见了同志会的人，而且还“火上浇油”（郭沫若语）。在他随后发给中央政府的电文中，端的是为保路同志会的声势添油加醋：“会时，人人号动，人人决死，组织保路同志会，拼一死以求破约保路，四座痛号，哭声干霄”，“惟哀痛迫切之状，实异寻常”。

保路同志会成立两天之后（6月19日），王人文的举动再度震惊了中央政府——他弹劾盛宣怀“欺君误国”，要求推翻与四国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

上海《图画日报》的赵尔巽画像。赵家兄弟一门两总督，堪比李鸿章、李瀚章两兄弟。

在这份弹劾折中，王人文详细分析了盛宣怀签订的借款协议，认为每一条都暗藏着“帝国主义的阴谋”，国权、路权丧失殆尽，指责盛宣怀“欺我皇上之在冲龄，欺我监国摄政王之初为国际条约，故敢悍然肆其贪渎，置国家一切利益于不顾”。

王人文说他也十分清楚“合同既经签字，国际关系已成”，自己也不敢指望能修改，但是考虑到四川民意的反弹如此激烈，只好冒昧上奏。他在这份奏折中再度描写了同志会成立当天的“盛况”，特别指出“巡警道派员弹压，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他认为，两相比较，如果修改合同，“外患必由此而生”，但“人民哀痛既如此迫切，强为抑制，内乱既不可收拾，外患恐相因而生……轻重利害之比较，今日提出修正合同，外人不过索我赔偿损失，比之损失国权、路权，既有轻重之分，比之激成内乱，不幸而见非常意外之变，其赔偿之巨，利害尤不可同日可语”。

他进而提出，应该先治盛宣怀欺君误国之罪，“罪其一人而可以谢外人，可以谢天下，可以消外患，可以弭内乱”，“然后可以申天下人民之请，提出修改合同之议”。毕竟合同并没废止，只是在抵押及路权、用人、购料、查账等各方面做些修改。他呼吁朝廷“必不爱一盛宣怀而轻圣祖列宗艰难贻留之天下”。同时，他也给盛宣怀下眼药，说自己料想以“盛宣怀之忠，必不惜捐一身以爱朝廷；且知盛宣怀之智，亦必知合同苟难修改，朝廷即予优容，而天下之怨既深，则未来之患方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