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践土三（第4/5页）

败回城里以后，宋国人都议论宋襄公的错误战术。宋襄公还解释呢：“君子作战，不重伤(不二次伤害受伤的敌人)，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也就是不埋伏于峡谷上面压袭敌人——比如后来的崤之战)，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势的敌人)，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大爷——头发有两种颜色的白鬓老年人)。你们懂不懂？”宋襄公说得一点没错，古代战争都是这样很有古风的，所谓为战以礼。

子鱼说：“您才不懂呢？战法云，以正合，这您明白，战法还云，以奇胜，您就忘了。致胜关键在于出奇制胜。对付敌人还讲什么仁义?”

宋襄公因为腿伤，第二年就像“唐吉珂德”那样愁闷地死掉了。人们后来讥笑他，把对敌人仁义叫作“宋襄之仁”。宋襄公在“泓水之战”败死，标志着商周以来“成列而鼓”的“礼义之兵”行将寿终正寝。诡诈奇谋的作战方式正在萌生。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迂阔可笑战败者宋襄公，却被《春秋》一书算做了“春秋五霸”之第二(继齐桓公之后)。很多人不乐意，说他不配：“与其让他当霸主，还不如让楚成王当呢！能打胜仗是第一位的，宋襄公打输了，还有什么话讲！”

其实，我们应该反对“唯战胜论”，至少要警惕之。不择手段的战胜，只能给人类和自己带来后患。宋襄公所坚持的“为战以礼”的传统古典战法，在我看来，最具有奥林匹克体育精神：交战双方都遵守统一的游戏规则，约好时间地点，公开地行军到指定地点(往往是开阔场地，行军路上没有偷袭、夜袭和伏击这些诈谋)。然后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公正地比一把。打仗目的只是为了分出个胜负，从而使政治上的争端和争议(比如土地归属、国与国之间的主次关系)有了裁定的依据，点到为止，人员杀伤不是追求的主要目标，一方溃散就达到判定胜负的目的。所以，春秋时代的战争描写，最终常见都是“某某师溃”。溃——就是阵形乱了。退了，也就完了，不求杀伤多少。战车的杀伤力不如步兵和骑兵，但大家并不介意，依旧发展战车，即使南方山林水网密布的楚国，或者远在西垂的秦国，也用战车。这都是为战争为政治服务，而不是掠夺杀戮为目的。直到某一天，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异族武装迫使中原放弃车战，战争技术才进一步残忍化。

同一时期的欧洲也是如此，地中海畔的古希腊城邦国家的重装步兵也是“公开公正”地战斗，为战以礼、不搞诈谋：他们排成严格的方阵，踏着笛子的节奏缓慢前进，简直像开幕式表演，或者是一场体育比赛。士兵超越前排作战不但不被认为是勇敢，反倒是违规。这种呆板的阵形败给了后来灵活机动的古罗马军团，这一地区也被罗马所占领统治。但我们不能因此就笑话它们呆板。其实，刻板战术流行的时代是有福的，至少表明那是祥和的社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残忍战争术还不是必要。

所以，宋襄公为战以礼、不搞诈谋是符合当时的礼仪时代的，我们不要嘲笑他。宋襄公是大周朝“为战以礼”时代的最后一人，宁可失去一个胜利，却维护了礼仪和秩序，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意义深远。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那我也没法多说了。

到了宋襄公以后二十年，诈谋出现了，晋楚“城濮之战”开始有佯溃诱敌，接着又出现“崤之战”的峡谷伏击，“令狐之战”的夜袭。这些都是不按约定、不公开就战的做法，不是奥林匹克精神了。并且在未来的战国时期，无所不用其极的战争手段愈演愈烈，兵车这种观礼性的打斗模式，也慢慢改成胡服骑射——仿佛摘掉拳击手套改成散打。战争的残忍性在加剧，坑掉赵卒四十万的事也有了。呜呼，盛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