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男孩
一九三四年的某个周末，上海张公馆的大门打开了，在圣玛丽亚学校读书的爱玲坐着父亲的车回到家中。
又是月底周末，她紧簇着眉头，不只为要回来面对父亲和继母，也气恼刚才在车上家里的佣人投告弟弟张子静的种种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
“你在看什么？”一直憋着气要好好教训张子静的爱玲冷不丁凑到他跟前。
“连环画！很好看的。”张子静笑嘻嘻地抬起头。
“我都在看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了，你怎么还看这个……”爱玲很气愤，她觉得弟弟的品位大有纠正的必要。
“父亲让我出去找事做，我读书也无用。”高而瘦的张子静，穿着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回答完这句，就跑不见了，把爱玲气得干噎。
再翻开《对照记》，看到“张爱玲和她的童年”，一个男孩落入眼底。他就是儿时的张子静，小爱玲一岁的弟弟。他坐在姐姐爱玲的身边，抱着玩具。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下有清澈的眼神和不谙世事的笑容。
我读到的，看到的他总是怯怯的，好像笼罩在诸葛亮阴影下的刘禅一样，很少被正视，被关注。有爱玲这样一个才华惊世的姐姐，他从来都在她光芒的庇荫下，黯然站立着。爱玲谈苏青，谈炎樱，谈得朗朗落落，却对惟一的弟弟不及多言。他只是她言头笔下偶尔飘忽的影子。
中学时代的爱玲已有了自己的价值观，也希望弟弟成为自己期望的那种人。她总是那样霸道，小时候玩游戏，她要张子静听她调派，他不愿听，两个人就吵起来。有一次和家人去杭州玩，爱玲想到有好电影上映，立时要赶回上海来。没奈何，张子静只得陪着她回来，连看了两场，他喊头疼，爱玲却一点不在意，只说道：“要是赶不回来，我才难受呢？”他的忠厚，映衬了爱玲的任性。
童年的爱玲有张子静的陪伴是她的幸福。老天不放心她独自在那个阴霾的天空下活着，所以给了她一个弟弟。他们有相连的血缘，有共同的成长背景，一起经历年幼年少时家族的繁盛，也见证了它的没落。
父母剧烈争吵时，爱玲和他在阳台上静静地骑着小小的三轮车。两个人都不做声，他怯怯的，慌乱的，像小鹿一样受惊的眼神。爱玲想来多了一点倔意，一声不吭地看着晚春阳台上的绿竹帘子，满地密麻的阳光，想着心事。她与弟弟安静地相对，多少有些安慰。
两个人真的比一个人好。
长大了，爱玲被母亲拐送到学校里去。母亲为她推开了一扇窗，爱玲由此看到外面壮阔的世界，否则即使她天资颖悟，最终也不免走上女学生到少奶奶一条绝径。
而他却没有姐姐那么幸运，父亲躺在烟铺上对继母说：“连弄堂小学都苛捐杂税的，买手工纸那么贵。”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句，决定了他的命运。
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他这样写道：“那时姊姊已进了黄氏小学，住在学校里。每逢假日，家里的司机会去接她回家。父亲仍然不让我去上学。我在家里更为孤单了。以前私塾先生上课，姊姊会问东问西，现在剩下我自己面对私塾先生，气氛很沉闷，我常打瞌睡。不然就假装生病，干脆不上课。”
我们看见一个寂寞的男孩，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外面的世界，满脸无助，让人心疼。即使长大了，他也一直处于被“欺压”的状态。没有人对他歉意，因为他聪明只是普通人的聪明，不够天资卓绝。他的被湮没，仿佛理所当然。即使姐姐爱玲，对他的歉意也不深。这让我想起自己评价胡兰成的四个字：“天性凉薄”。爱玲也是如此。
又是月底周末，她紧簇着眉头，不只为要回来面对父亲和继母，也气恼刚才在车上家里的佣人投告弟弟张子静的种种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
“你在看什么？”一直憋着气要好好教训张子静的爱玲冷不丁凑到他跟前。
“连环画！很好看的。”张子静笑嘻嘻地抬起头。
“我都在看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了，你怎么还看这个……”爱玲很气愤，她觉得弟弟的品位大有纠正的必要。
“父亲让我出去找事做，我读书也无用。”高而瘦的张子静，穿着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回答完这句，就跑不见了，把爱玲气得干噎。
再翻开《对照记》，看到“张爱玲和她的童年”，一个男孩落入眼底。他就是儿时的张子静，小爱玲一岁的弟弟。他坐在姐姐爱玲的身边，抱着玩具。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下有清澈的眼神和不谙世事的笑容。
我读到的，看到的他总是怯怯的，好像笼罩在诸葛亮阴影下的刘禅一样，很少被正视，被关注。有爱玲这样一个才华惊世的姐姐，他从来都在她光芒的庇荫下，黯然站立着。爱玲谈苏青，谈炎樱，谈得朗朗落落，却对惟一的弟弟不及多言。他只是她言头笔下偶尔飘忽的影子。
中学时代的爱玲已有了自己的价值观，也希望弟弟成为自己期望的那种人。她总是那样霸道，小时候玩游戏，她要张子静听她调派，他不愿听，两个人就吵起来。有一次和家人去杭州玩，爱玲想到有好电影上映，立时要赶回上海来。没奈何，张子静只得陪着她回来，连看了两场，他喊头疼，爱玲却一点不在意，只说道：“要是赶不回来，我才难受呢？”他的忠厚，映衬了爱玲的任性。
童年的爱玲有张子静的陪伴是她的幸福。老天不放心她独自在那个阴霾的天空下活着，所以给了她一个弟弟。他们有相连的血缘，有共同的成长背景，一起经历年幼年少时家族的繁盛，也见证了它的没落。
父母剧烈争吵时，爱玲和他在阳台上静静地骑着小小的三轮车。两个人都不做声，他怯怯的，慌乱的，像小鹿一样受惊的眼神。爱玲想来多了一点倔意，一声不吭地看着晚春阳台上的绿竹帘子，满地密麻的阳光，想着心事。她与弟弟安静地相对，多少有些安慰。
两个人真的比一个人好。
长大了，爱玲被母亲拐送到学校里去。母亲为她推开了一扇窗，爱玲由此看到外面壮阔的世界，否则即使她天资颖悟，最终也不免走上女学生到少奶奶一条绝径。
而他却没有姐姐那么幸运，父亲躺在烟铺上对继母说：“连弄堂小学都苛捐杂税的，买手工纸那么贵。”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句，决定了他的命运。
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他这样写道：“那时姊姊已进了黄氏小学，住在学校里。每逢假日，家里的司机会去接她回家。父亲仍然不让我去上学。我在家里更为孤单了。以前私塾先生上课，姊姊会问东问西，现在剩下我自己面对私塾先生，气氛很沉闷，我常打瞌睡。不然就假装生病，干脆不上课。”
我们看见一个寂寞的男孩，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外面的世界，满脸无助，让人心疼。即使长大了，他也一直处于被“欺压”的状态。没有人对他歉意，因为他聪明只是普通人的聪明，不够天资卓绝。他的被湮没，仿佛理所当然。即使姐姐爱玲，对他的歉意也不深。这让我想起自己评价胡兰成的四个字：“天性凉薄”。爱玲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