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7年，美国弗吉尼亚军校1927年毕业班的学生，为了纪念毕业五十周年，特别出版了一本纪念册，凡是能够联络到的同学，大部分都不能免俗地写了一篇短文。一位中国籍的同学Ngan Ben Chow，在纪念册上是这样写的：

我1927年毕业后回到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混乱的状态，军阀割据，土匪掠夺于乡间，国民政府无能为力，我也面临种种困难。我好像到了外国，一切都需从头开始，我愿意接受任何职位，不管官阶的高低，仍是走投无路。虽然我是广东人，但家乡偏僻，我说的方言并不普及，所以当我到广州时，必须先学广府的语言，后来到其他省份，还要学其他的各种方言——现在则通行国语。我终于找到一个位置，在蒋委员长（后来曾任中华民国的总统）麾下服务，大部分时间在战场度过，曾参加北伐、剿共和抗日，而且曾一度负了伤，并且被日军俘虏达六个月之久，最后幸能逃跑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率领军事代表团到香港，后来复员，在那里开了一家餐馆，并且办了一间私立中学。总之，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但也无愧于母校。[1]

根据其他资料显示，这位中国留学生应是周雁滨，广东开平人，1901年生，在弗吉尼亚军校就读时与孙立人系同期同学，自美国学成归国后服务军中，1935年5月叙任步兵中校，时任财政部税警总团上校团长，1947年11月升任少将。[2]上面的这段短文显示，这位怀才不遇的留学生在回顾毕业以后的五十年生涯时，最令他印象深刻的经历，居然是回到中国后找工作时所受到的挫折。留学生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固然是凤毛麟角，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挫折的经历并不是属于他一个人所独有，也不是属于他那一代的人所独有；他描述返国后所见到的政治、社会情况，可以说是北洋时期以后中国的一个缩影。1927年他开始找工作时，“必须先学广府的语言，后来到其他省份，还要学其他的各种方言”；事实上，直至抗战爆发前夕，国军（系指国民党军队）仍不是一支真正属于国家的军队——东北军有东北军的编制，川、滇、黔、桂军也各自有其绝不划一的编制，即使是中央直接统辖的部队，也因为历史渊源的不同，而有两三种的编制；至于饷章也和编制相同，各个地方部队均有其不同的饷章，如此一来，官兵生活固然谈不上平等待遇，而办理军需的人员，对于军费的预算，更是无从着手办理。[3]抗战时期，各种人事制度渐上轨道，但是仍多迁就事实，不能完全按照规定办理，甚至广东名将薛岳在湖南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时，重要的军事会议仍然是采用粤语进行。[4]

众所周知，军队的构成，自然不外人员和装备，进步的机械化装备固然是现代化武力的基本条件，而运用装备却依赖其人员，故建军不能仅注意装备，而更需要注意人员的任免、升迁调补、奖励惩戒、待遇福利，才能使人员的动员补充、任用调免，运用灵活，适时发挥新陈代谢的作用，让进者称职，退者得所，进而提高战力。如果人事制度运用得好，上下一心，不惜牺牲，则用较差的武器往往也可以击败有精良武器的敌人；反之，即使有良好的武器装备，但是没有良好的人事制度，人员不能称职，也不能发挥武器的力量。1951年8月，国军高级将领周至柔在实践学社对军官训练团学员演讲人事制度时曾说过：

过去我们都只知道军队的战斗力量是由训练而来的，不知道战斗力的高低和人事制度的良窳有很大的关系，结果处处是怨言，处处使人不满；你不佩服我，我不佩服你；你排挤我，我排挤你。人的力量互相抵消，而不能相辅相成，在战场上就不能互相合作，互相支援，这样的军队，自然只有失败一途了。[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