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顶戴花翎下的面孔

1、载家兄弟和石榴裙边

中华帝国的官僚阶层是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群体之一。不了解这个群体的思维模式，就无法解释发生在中国历史上连绵不断的奇闻怪事。不了解这个群体的行为特征，就不能说了解了中国，了解了这个东方民族。

中华帝国官僚阶层最基本的思维模式和最显著的行为特征是：彻底混淆国事与家事的区别。

关于“国”与“家”的概念，中国人的思维逻辑从这块大陆上有了“国家”的那天起，就似乎没有清晰过。

中华帝国延续千年的政治和文化，从根本上讲，是架构在以宗法血统为基础的“家庭式”框架之上的。从秦到清的帝国政治从来没有和家族统治剥离开来。儒家学说从道德伦理上把“国”与“家”描绘成一个整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既是国家也是家庭的等级和阶级模式。“齐家治国”是中国汉族人的道德宗师孔子的最高理想。孔子以后的中国人向来认为治理国家不过是管理一个放大的家庭。中国封建社会的朝代历史都是以某姓的一个家族“坐天下”为标志的。一个家族，甚至一个人物的兴衰，便会成为至今沿用的划分中国历史某个阶段的绝对标准。这个特征表现在政治行为上，就是在中华帝国的国家政治中，“公”与“私”的区别、“国”与“家”的区别几乎微乎其微，“公事”就是“私事”，“私仇”就是“国仇”。于是，某个人的个人命运就会影响抑或可能导致整个帝国的兴盛或者危机。

西方人一直认为自己的“个人主义”优于中国的“大家庭主义”，其实在中国，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根本不存在。中国人每一个人都笼罩在与生俱来的“个人家庭”和“国家家庭”的双重包围之中，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地不曾也不能真正地“个人”过。无论是在道德伦理上，还是在国家政治中，每个人都将遵守着一份由宗法血统交织而成的契约，这个不会被时光割断的契约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是西方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因此，中国从来没有过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虽然中国人一向耻与谈及“私有财产”和“个人价值”，但是，在漫长的封建帝制时代，“私产”的概念竟然可以是整个国家——至少对帝国的统治阶层而言就是如此。

于是，中华帝国的官员的所有行为都是在为某一个家族负责，而对这家族的负责就等同于对整个国家负责。同时，由于官员阶层扯不断的家族血统关系，所以官员们的所有行为也是在为自己负责，为自己负责也等同于为国家政权负责——中华帝国历史上官僚们的个人悲喜剧，几乎都是同一样的模式：或者因为得宠于“家长”而飞黄腾达，或者因为冒犯了“家长”而满门抄斩。这样的模式被中国的所有文学艺术当成绝对的骨干情节，弄得一个泱泱帝国的形象永远像夫妻失和婆媳斗嘴的张家堂屋或李家后院，弄得一部中华帝国的历史永远如同一本只记录着柴米油盐婚丧嫁娶的琐碎日子的流水账。

中国人依赖和依附于家庭，因此，正如中国人对个人家庭的烦恼时不时要发些牢骚一样，中国人发国家牢骚的民风也是世代相传举世无双。而且，中国人就是喜欢这样的历史，他们评点起国事来如数家珍。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世界上恐怕没有比中华帝国的臣民对皇族“家长”式的统治更心安理得、更津津乐道、更心存依赖的了。这是也许是解释中华帝国的历史之所以苦难连绵的切入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