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1] 为什么美国人在自己的国家不易被激怒，而在欧洲又如此敏感呢[2]（第2/3页）

民主的制度总的来说给人灌输的主要是关于国家和他们自身的观点。

美国人带着骄傲和自豪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来到欧洲后首先发现我们的国家和美国并不一样，人民也不像他想象中的那样像美国人一样将事情想得很简单。这开始让他心烦意乱。[3]

他之前就听说过我们这些地方的人的身份很不平等。但实际上他发现，在欧洲国家中，阶级现象还有迹可循，财富和出生背景仍让人们保有着难以言明的特权，这种特权让他不能忽略，也难以定义。这种现象让他感到很惊讶，也让他感到不舒服，因为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系，他在自己的国家中所得到的经验完全不能帮助他了解这些。因此，他完全不知道在这样的半消亡的等级制度里，在这种不同阶级之间相互敌视和鄙视的社会中，自己应该处在什么位置，这让他几乎时时感到困惑。他不敢将自己定位得太高，但也生怕处于太下层的阶级。这种来自两方面的威胁时常影响着他的思考，阻碍了他的行动，比如交谈的时候。

习俗让他了解到在欧洲，各种礼节由于场合条件的不同，有无穷多种变化。这种起源于另一时代的习俗让他着实困扰，由于他不能清晰地弄明白这些礼节是如何构成的，所以他对自己需要做到的各种细节感到一种惧怕。因此他感觉就像是走在陷阱密布的小道上一样。社会对他来说可不是个能让人放松的东西，而是一件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他会掂量你每一个细微动作的含义，从你的外表辨别你的身份地位，从你的言语之间分析出深意，他害怕你的这些表现之中隐藏着什么暗指之意会对他造成伤害。我甚至怀疑在这个国家里找不到一个在礼节上比他还谨小慎微的人了。他努力地学习着去遵守这些礼数的法律，他也不能忍受在他的视线范围内有人忽略这些礼节。于是他变成了这样一个既有顾虑，同时又有要求的人。他愿意遵守礼数，但又害怕做过头，因为他不是很清楚这种界限，于是他将自己置于一种不安而又傲慢的位置。

这还仅仅是一例，我还见过另一种性格的转变。

有一个美国人，他每天都会说起平等这个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字眼。每每说到他的祖国，他就会对平等侃侃而谈，但每次谈到他自己时，关于平等这一点他总是有种淡淡的忧伤。他总是渴望得到平等，可对于他来说，他似乎是他所鼓吹的社会秩序中的一个例外。

几乎每一个美国人[4]都希望自己与第一批移民者扯上点血缘上的关系，或者说希望是英国某个大家族的后裔，在美国似乎所有人都是如此。

当一个有钱的美国人来到欧洲时，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购买一身奢侈的行头，他害怕别人只是把他看作民主社会中的普通一员，于是想方设法地在别人面前展现他的财富。他通常会在城市里最为繁华的地方入宿，身边时常围绕着数名仆役（他还会觉得自己没有被服务周到，经常对他的仆人们发火）。

我曾听到一个美国人抱怨，在巴黎的一些大型名流聚会上，你只会见识到混杂的上流社会。这种主流对他的品位来说似乎不够纯粹，然后他便会轻车熟路地告诉别人，在他看来，这些场合里的礼节礼数缺乏辨识性，在这种常见的形式下，他几乎看不到任何风趣和机智。

这种对比的差异其实不足为奇（这些都是同样的原因造成的）。

要是这种古老的贵族制的阶级差别在美国并没有完全消失的话，那美国人在美国时或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直爽和宽容了，来到我们欧洲生活也不会如此费力和不自在了。

注释

[1]当接受不同教育和拥有不同命运的人在同样的地方相遇，良好的礼仪规则不再一成不变；你注意到那些规则不适合于他人，而你也不会因为他人没有遵守你的礼仪而受到伤害。这一点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中显得尤为真实，人们忙于共同应对大事件，为了专注于自己的行为，因而容易忘记了行为的外在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