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的话（第3/19页）

托克维尔家族会专门腾出下午的时间来阅读和谈话，包括他们的访客夏多布里昂——他尤其受益于拜访经历，并撰写了他的作品《摩西》。在博蒙家族中，他们会一起阅读，共同致力于音乐、绘画的创作和慈善工作的创建。[22]

虽然博蒙家族属于二流的地方贵族，不能把他们的祖先拉姆瓦尼翁·马尔泽尔布列入其中，但是这个家族就像托克维尔家族那样，凭借卓著的战功赢得了尊敬，并与拉法叶家族有亲戚关系。

在1826年2月，古斯塔夫·德·博蒙在凡尔赛被任命为代理检察官。在托克维尔在1827年6月被任命为稽查法官[23]之后，他与博蒙成为朋友。

《论美国的民主》未来的作者对于是否选择法律职业仍有些犹豫。他害怕变成一个“法律机器”[24]。在他成为法官的最初几周中，他认识到他在法律准备上存在的不足，他发现在公共场合发言会给他带来一些让他后悔终身的麻烦。他把自己在政治上的失败归因于这些麻烦。

托克维尔受到了古斯塔夫·德·博蒙的保护。这是他们友谊的开始，托克维尔说“他生来老成”[25]。从海涅的角度来看，这对朋友就像是油和醋。[26]现存的他们之间的第一封信可以追溯到1828年10月。其致力于反思约翰·林加德所写的《一段英国历史：从罗马入侵到威廉三世王朝的开始》，托克维尔与他的“亲爱的未来合作者”[27]研究了这一课题。这对朋友分享阅读，并一起参加了基佐的关于欧洲文明史的课程。[28]

在1829年9月，博蒙被任命为塞纳河部门的代理检察官。他与他的朋友之间的距离没有中断他们的友谊。博蒙一有时间就去凡尔赛。托克维尔现在和欧内斯特·德·沙布罗尔一起租住公寓，后者接替了博蒙在凡尔赛初审庭中的位置。

不久之后，七月革命爆发。它将为这两位年轻官员的生活带来巨大转变。

七月危机

虽然他们的出身背景与法国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敌对的，但是托克维尔和博蒙对这一事件与同时期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因此，他们的想法虽然称不上与他们的亲属完全相反，但也必然存在不同之处。七月革命带给他们更多的是幻灭和悲伤，而非仇恨。

在给亨利·里夫的一封信中[29]，托克维尔承认：

的确有人想让我成为一名政党党员，而我没有；我被赋予激情，我有唯一的主张，确切地说，我唯一的激情之源是对自由和人类尊严的热爱。在我看来，所有的政府形式或多或少都是以神圣的、合法的形式满足人类欲望的完美手段。我依次被赋予了民主偏见或贵族偏见；如果我出生在另一个世纪或另一个国家，我也许会持有民主偏见或贵族偏见。但我出生的时机让我从一开始就很容易为自己辩护。在一次漫长的革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来到了这个世界；在旧国家被摧毁之后，没有任何持久的新事物得到创建。当我出生的时候，贵族几乎已经消亡，而民主尚未存在；因此我的本能带领我盲目地徘徊于它们之间。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它在40年来什么都尝试了一点儿，却没有明确解决任何问题，因此我不容易受到政治幻想的影响。作为我的国家的旧贵族阶级的一员，我对于贵族没有敌意或是本能的忌妒心理；然后，由于这一贵族阶级已经被摧毁了，我对贵族也没有任何本能的热爱，而我们始终热爱的只有“活着是什么”。我曾离它很近，能够很好地理解它；我也曾离它很远，能够不带情绪地判断它。我将尽可能多地谈论民主元素。没有家族回忆，没有个人利益让我对民主产生本能的、必要的认识倾向。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因为它而受到伤害；除了那些我提供的理由之外，没有其他特别的原因让我喜爱它或是憎恨它。总而言之，我身处于这种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良好平衡之中，我不会自然地、本能地被贵族阶级或者民主所吸引，对我而言，我不用花大力气就能够从容地观察两者。[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