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的话（第4/20页）

如果托克维尔夸大了他在面对这两个对立选项时表现出来的冷漠和无私，那么他的这一想法是真实的——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历史可以轻易让他成为一名过激论者。

博蒙发现自己处于非常类似的处境。在1830年7月30日的巴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所有人在他们的纽孔上扎着三色缎带，或是在他们的帽子上佩戴帽章。我没有这些东西；没有人对我说任何话。但是，当有人靠近我并用苛刻的语调大吼‘宪章万岁’的时候，我也发出同样的叫喊，这样做并不会让我觉得良心不安。”[31]次日，托克维尔回到凡尔赛市政厅，他作为国民警卫队的一员于前一天在那里收到了步枪和子弹，他向欧内斯特·德·布洛斯维尔宣布：“没有其他需要完成的工作了，一切都已经结束。我刚刚在圣克卢的门口看见君主国的车队经过，马车中的国王、法兰西之子和大臣们都被保镖们围住。还有！你得相信，皇家车队的铭牌被隐藏在污泥之下。”[32]

自从在1829年8月8日受到波利尼亚克政府的委任以来[33]，托克维尔和博蒙预计会发生此类事件。作为波旁王朝的支持者，托克维尔对他所属的社会阶层具有一定的忠实度，但是已完成的朝代更替让他发现自己实际上对法兰西拥有更大的忠诚度。[34]在1830年，托克维尔和博蒙尚未具备自由主义者所必备的资质。虽然如此，把法兰西的荣誉和宪章与自由主义的原则置于波旁王朝之前的事实已经让他们比他们（尤其是托克维尔）所相信的更加接近自由派立场。

然而，效忠于国家而不是效忠于波旁王朝使他们被他们的出身背景所孤立。由于推翻君主制的可能性似乎显得更不真实，特别是在8月之后，当所有的官员被要求宣誓效忠于路易斯·菲利普，朋友和亲戚们纷纷离开了公共生活领域。就在那时，希波吕忒·德·托克维尔和路易斯·德·凯尔戈莱离开了军队，而埃尔韦失去了他的法国贵族头衔。[35]

对托克维尔和博蒙而言，他们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对着新王国宣誓或是放弃他们的司法事业。托克维尔选择宣誓，并在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惧中为他的决定辩解：

我对新政府宣誓。我相信通过以这种方式行事，我能够严格履行一名法国人肩负的责任。在我们现在的国家中，如果路易斯-菲利普被推翻，其肯定不会有利于亨利五世，而是有利于共和国和无政府状态。那些热爱自己国家的人必定会因此而公开凝聚正在不断产生的新力量，因为这股力量现在能够独自拯救整个法国。我鄙视新国王；我认为他的王权应当受到怀疑，但我会更加坚定地支持他，因为我认为那些为他铺平了道路的人在不久之后就会成为他的或他的敌人们的主人。[36]

当亨里翁，一个贵族出身的朋友，批评托克维尔的决定，后者做出的回应证明他对自己的立场毫无疑虑。

自我在组合法庭前宣布条例的那个早上起，此后的抵抗对我而言似乎都是合法的，我会在狭窄的领域中反抗。当运动已经到了能够推翻一个王朝的地步，我没向任何人隐瞒我反对这一措施。我说过如果内战爆发我会加入战争。一旦它成为既成事实，我会继续相信我一直相信的东西，最严格的责任不仅针对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而且针对一个国家。在我们所在之处，法国的拯救对我而言似乎就是维护新的国王。因此我承诺支持他，而我从未隐藏的事实是我并没有为他做过这些。我声明我不打算将自己与国家利益之外的任何理由永远束缚在一起，而我从未隐瞒这一事实：当新王朝与国家利益不能并存，我会密谋反对它。[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