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 莫干山（第2/7页）

从富阳回来，我们决定再上莫干山。这是十七年的六月初旬，旅馆已开，每日有从杭州拱辰桥开往三桥埠的小火轮，约三小时可到，由三桥埠坐藤轿上山，约一小时半，一切联络组织均甚便利，是沪杭铁路所主持。小火轮每日接候由上海来的快车。中国人自办的旅馆，我们住过山海关及莫干山两处的“铁路旅馆”，皆与外国普通旅馆相仿，且价廉物美。

我们住在莫干山铁路旅馆，朋友们陆续来山访问。凡和膺白共过事的人，很容易和他成为朋友。他在职时，不肯慷国家之慨，未必尽如人意，事后则人常想着他的个人热情，和没有门户之见。他尽可能留用前任留下来的重要职员，亦决不鼓励和他关系深切的人跟着他辞职。“入我门下，不可再入别人门下”的那种狭窄态度，他从未有过。他在外交部不但留用伍部长时的总务司长陶益生（履谦），几年后政府发表他兼任内政部长时，他还保荐益生先生为内政部次长代理部务。有人以为“陶履谦”名字和我妹夫陶孟和（初名履恭）相近，是亲戚，其实一个广东人，一个天津人，毫无关系；膺白和他系初识。

膺白觉得我们必须静下来，安居一地，勿再累朋友们为他不安。我们商量在山上借一空屋居家，他本来爱山有癖，我极力赞成。这一年，西人业主尚都不上山，空屋极多，许多愿出卖。我们在铁路旅馆卧室远望的一面，一堆树林中有一所屋，我同膺白每日望见，甚为合意。去看，一块梯形园地最高端一座屋，屋内一卧室一起坐间均极大，朝南有甚宽畅阳台，后面有储藏室，上面假楼亦可置榻。业主去世，太太在沪急等钱用。于是膺白留在山上，我独返沪成交，即带行李，携熙治到山；无论如何，这个夏天决计全家住在山上的了。

我下山之日，逢大雨，衣履尽湿，到沪即做雨衣两件，为自己与膺白各一。不料返山又逢大雨，小火轮原定下午四时可抵三桥埠，因河水高涨，几处桥洞不能通过，绕道而行，至晚八时始到埠。膺白亦向朋友借了雨衣两件，下山接我们，我们冒雨登山，坐着藤轿，轿夫涉水而行，以树叶掩护手提灯笼，行路甚慢，到旅馆已午夜十二时。熙治坐我怀中，一路早已睡着，次早醒来，见山头屋宇都在眼下，以为“与天已近”，她时年六岁。

莫干山一共三个山顶，都在一望之中。五百〇九号英人“琼司”家的屋在东顶，种有不少枫树，入春满园红叶，原名“春园”。这些枫树，我们进屋时小者二三尺，大者身高，迨我最后一次到山——民国卅七年（一九四八）八月，已荫可蔽园。屋内器具都现成，床榻碗盏俱备，我们喜其简朴，一切保存使用。若干年中，仅添藤沙发椅一套，各人书桌一张。其后吾家在山上添筑客舍，山麓建藏书楼，向上海搬来用具均较新式，但自用之件始终是琼司家旧物。我们不能不除去琼司家原有门牌；这旧主遗物，后来我们以之砌入园中一处石座，以存纪念。膺白同我商量给这屋一个新称，得来全不费功夫。在这以前几个月，我们在上海，整理由天津运来的书箱；一向我们书放在书架，搬家则装大木箱，书架已一再放弃，书籍装卸亦苦费手续。膺白想起旧时以小木箱置书之法，平时叠叠如橱，搬动时原箱加上夹板。伯樵介绍其素识利通木器店，价目公道，主人颇有匠心。膺白和他讨论，他建议在书箱门上标明书类，并刻上一个斋名。膺白没有用过别号或书斋名，忽然想起我二人有过一个宿愿：“他日终老山间，读书为乐”，不期脱口而出“白云山馆”四字，遂即以此四字刻在书箱。此时要为山屋易名，一索即得，故“白云山馆”是先有其名而后有其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