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 对党和政的不同意见（第6/9页）

阎冯战后，各方粉饰太平，除文章系登报公开，其他建议无甚反应。

日本关东军在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九月十八日占领我沈阳，举国震惊而又束手无策，后面我还有专记之文。这时在上海的日本人，亦在积极酝酿扰事。膺白闻蒋先生有辞职之讯，平常他对蒋先生从不劝进，他自己更是一向难进而易退。这次国难当头，出乎意料之外，他写了一封极长的信劝蒋先生不可辞职。他建议：取消训政而早行宪政，与全国人共负对外之责，函曰：

东省事发，举国震惊。两月以来，苦心焦虑，冀得一策，以纾国难，而减弟忧。乃内审国情，外察国际，战固不能，和又不可，亦只有外赖国际之制裁，内图国家之统一，然后徐觅出路，以图补救之一途。默察中央步骤，正复相同，故遂无言以贯左右。顾旬日以来，时闻人言弟将以一去示为国之公忠，而促成内政外交之解决。初以弟素负责任，未敢轻信，然今则某主国府，某长行政，一切皆已内定，只待发表时机，果尔则兄不能无言矣。窃谓今日之局势，非弟一人去留问题，实全党能否打开难局之问题也，全党而能打开难局，弟不去亦未始绝对无办法，全党而不能打开难局，弟去何益？露骨言之，弟去而日本能立刻无条件撤兵，东北完全无恙，则弟决然而去可也。弟去而日本之军事行动如故，要求条件如故，则不能允许于代表国民党之弟者，谓可允许于代表国民党之继代人乎？此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曰丧失权利之交涉，宁可成于他人，不忍成于弟手，则后来之成此交涉者为弟之代理人乎？责任固仍在弟也；为与弟无关之继任人乎？则责任仍在全党也。故外交之困难未必因弟之去而稍纾，而国内之困难势将因弟之去而加甚，此不可不深思熟虑者也。兄建此言，非谓今日之难局仍可泰然处之，亦非谓结束东省事件之约，可泰然由弟亲订之，惟为弟谋，为国家谋，觉尚有胜于去之一途耳。其道安在？则惟有以解决外交之责任，不以一党负之，而与全国国民共负之是也！以兄观察，今国民之不顾国力，漫然以收回失地责弟而主一战者，或由于血气冲动，或由于局外不明实际，或另有作用而故为高调者。是故在党的政府之下而言解决外交，计惟有战，战则举国家为一掷之孤注。然不战则外交之终局势必出于让步，让步则国民之责难纷起，反动乘之，内乱将更甚矣。故于此中觅一比较安全之路，惟有令党外之国民共同负责。然此非可以望于一时之国民会议或国难会议，以一时之会议，国民必不顾代政府分谤也。诚欲令国民共同负责，计惟有稍稍举宪政时期之权利畀诸国民耳。夫训政之必入宪政，仅为时间问题，揆之中山先生建国初心，亦未尝不欲早成宪政，故于《建国大纲》第廿二条有“由立法院议订宪法草案”之规定。以今国民之不满于党治，乃至党内之无限纠纷，即无国难，犹宜早日开始宪政，况国难当头，欲实现举国一致之时乎？然完全脱去训政以入宪政，或虑过早，则有折中之法焉，事在以训政与宪政参酌行之。其道宜由立法院议订宪法草案，或称临时宪法，规定民选国会为下议院，而以今之中央党部为上议院，并规定元首对宣战媾和之大权，应得上下两院之翊赞，而审核预算决算之权，则举而专畀诸下院。同时除国民党外允许组党自由，俾国民得借以练习中山先生之《民权初步》。如此，则弟可以不必去，即去亦可为中国之华盛顿，且可收大效如下：

（一）由军政而训政而宪政，由弟一手贯澈完成。

（二）举国民对党之嫌怨与党内之纠纷，一扫而空。

（三）对目前外交问题，民选国会既与中央党部共同负责，则和战之责，国民自然与党共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