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 对党和政的不同意见（第2/9页）

民国十七八年之际，有一次报载河北省党部指导委员中有膺白名字，当时不解原委。后来闻知几位老同志以为膺白当然是党员，如此不必再经过入党手续。蒋先生如此容忍一个倔强的朋友，老同志如此要为他开方便之门，而膺白终不动心者，不是矫情。

膺白对当时党的组织、政治作风、政治制度，均有异议。这些异议他大概都对蒋先生陈述过。在北伐告成之后，他觉得蒋先生已经是全国数万万人共戴的领袖，不必以党自外于国民。在党有左右及地区派系之别，而在国只要为国家人民做事，可心无二用。他曾列举一个领袖的成功，国民要多少负担，民国以后袁世凯用国家多少钱，段祺瑞用国家多少钱，他当时说的数目好像是四五万万元。袁、段二人都错过了机会，没有导国家上建设之路。他劝蒋先生快准备对国民的成绩。他说之再三。依我印象，蒋先生对这类话都很倾听，不然膺白不会说而再三。蒋先生是继承中山先生的人，对中山先生有知己之感，革命党中尚有元老很多，他必须站在现有党的立场。膺白则以为清党而不改其组织，则有其短处而无其长处，失去可得之人心，错过机会是可惜的。

膺白对于国民政府下政治制度之异议：一为委员制，一为头重脚轻现象。委员制人多而不负责，结果不是被不负责任者误事，即是成就负责任者之独断，事无大小集中一人，多半是由此制度而养成的。中央政府及省政府组织复杂庞大，亲民之官——县长——愈无力亦无能。膺白主张“多级总揽制”，分层分职，而负全权全责。看后章他自拟的上海特别市组织章制，与他和国联政制专家晏纳克先生的谈话（见《感忆录》沈觐宜先生文）可以知之。早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之初，他和蒋先生讨论过改革制度如下电：

前在镇江所谈“改革制度”建议案，急需执行委员会及政治会议迭次议事录全部为参考，可否饬检一份寄沪？如系秘件，请借用数星期，即可归还也。云阳二。

电稿无月日，我记得膺白到镇江是民十六（一九二七）春夏之际，穿夹衫而去，单哔叽衫而归。他一件灰色哔叽单长衫，我不小心交洗衣作去洗，缩得甚短，未曾觉察，放在小箱内。回沪时我见他穿着不成样子的长衫，几乎失笑，他告诉我在镇江还穿着游行。他说：没有知道蒋先生有许多本家在镇江业商，这次欢迎蒋先生，蒋先生一路步行，推膺白前走，观者不知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是何人。电中所谈当即是那时的事，后来不知有何结果。仅自上海特别市起，有非委员制之地方政府。膺白建议过省与县之间恢复府制，则后来之行政督察专员有其义而不尽同。

下面是膺白对国民党改组的建议鳞爪，见于日记：

十八年一月十二日陈果夫君来谈党之组织，拟为三月间开代表大会之备，予仍以去秋所说各节为主张，即纵面改组取二级制，横面改组取分类专门委员会制，庶几地方之流弊少，而党员分类归队，则知识可以提高，团结可以巩固。

二十年三月三十日徐佛苏君来函论时局，最后有三断案：“（一）不反对党治，但欲以党治国，必先以才治党；（二）现制度凌乱错杂，当局无论如何奋发，决无成效；（三）不先谋经济建设，决不足以剿灭‘共匪’。此断案如不决心改革，恐多则三年，少则二年，社会各方面必有群起决算之一日。”全函约三千言，均期望成功甚切者也。予故作函复之，内有“名言高论，无任敬佩，而尤以最后所列三断案，对于时局全般之观察，完全与弟相同。年来每与当局晤，必言及此，且言必尽量，言不一次。惟因缘——历史关系、环境关系——既由渐而成，亦必由渐而化，局内人之应付，当不如局外人进言之易，个中苦情，吾辈当深谅之也”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