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 摄政内阁（第4/6页）

王芝祥启事芝祥忝任京兆，视事以来，衰老之年，应与各方接洽事项甚形繁赜，枉顾诸公，恐以忙冗，接待未周，兹订于每日下午二时至四时为接见来宾时间，如有要事面商者，随到随见，以资商洽。

老人之热心与敬事可知也。膺白亦有启事曰：

黄郛启事鄙人勉竭驽钝，暂维现状，军事粗定，百端待理，辱承亲友枉顾，未能一一延见，殊深抱歉。再此次承乏各事亦出于仓卒权宜，值此财源枯竭，不得不力求减政，现承各方推荐贤才，一时实难设法，万勿远道而来，徒劳往返，如有机会，再行奉约，所惠荐牍，恕不作复，区区苦衷，尚祈曲谅为幸。

摄阁时，凡武职之因政变而空缺者，即将其职裁撤。例如热察绥巡阅使王怀庆去职，令曰：“热察绥巡阅使一职，着即裁撤，其所率各军残部着热河都统米振标妥为收束。”又如“河南督理一职着即裁撤”“特派胡景翼前往河南办理军务收束事宜”“特任孙岳为河南省长”。虽都用国民军的人继任，然或转文职，或称收束，其用意亦可知也。

关于溥仪出宫，除上述修正优待条件，有二令：其一令警卫司令、京兆尹、警察总监曰：“清室溥仪为履行修正优待条件，本日已移出宫禁，希饬属保护并出示晓谕。”其二为开放宫禁，实即故宫博物院之先声。《感忆录》马叔平（衡）先生文，记故宫博物院经过如下：

吾国博物馆事业，方在萌芽时代，民国以前，无所谓博物馆。自民国二年，政府将奉天、热河两行宫古物移运北京，陈列于文华、武英二殿，设立古物陈列所，始具博物馆之雏形，此外大规模之博物馆，尚无闻焉。有之，自故宫博物院始。虽筹备设施，由李石曾先生等负责，而创造完成之者，则为膺白先生。先生于民国十三年任摄政内阁时，以清室优待条件，经张勋复辟之后，实有修改之必要。因于十一月四日召集摄政会议，商讨此事。翌日由警卫司令鹿瑞伯先生钟麟，警察总监张玉衡先生璧，国民代表李石曾先生煜瀛，商请清废帝溥仪移出宫禁。遂以明令组织善后委员会，办理接收公产并保管事宜。其令文曰：“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业经公布施行。着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慎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之用，借彰文化，而垂久远。此令。”（十三、十一、八）于是故宫博物院之得以成立，遂基于此矣。清室善后委员会为副国民之期望，加紧筹备，于翌年（十四年）十月始得就绪，即以双十节为成立之日。先生于开幕时亲临演说。

膺白对故宫，除溥仪出宫时，国务院的封条及以上决议，及介绍前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守和（同礼）先生参加整理故宫书籍，其他善后委员会之人选，博物院之组织等等，均不与闻。博物院成立以前，我们都未到过其地，其后去过三次，我皆同往。第一次即马文所记开幕典礼。第二次系应请柬参观，浏览一周。膺白曾以玻璃柜所列溥仪笔墨颇无聊，陈列无裨文化，有伤忠厚，向招待的人提议。其人亦言最初颇费斟酌，后因中外还有人捧为帝王象征，故不得不公开以表示真相。第三次系关税会议时招待外宾茶会，我们只应酬而没有陪同参观。抗战前，凡博物院出版的影印品，我家都得到一份。张作霖进人参自称“臣”的一张相片，我们亦得一份。国民政府在南京，每逢北方多事，曾几次要膺白到北方去，最不露痕迹的名义为故宫博物院理事长，膺白对古物及艺术均无素养，谢不肯当。除决定以故宫供福斯文化用，原则以外，他没有什么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