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璟:贤臣的典范(上)

宋璟于开元四年底被玄宗征召入朝,初授刑部尚书,次月擢任侍中(时称黄门监)兼吏部尚书,正式入相;玄宗给他配备的副手是中书侍郎(时称紫微侍郎)苏颋。

和姚崇一样,宋璟也是三朝元老,素以“耿介有大节”“当官正色”(《旧唐书·宋璟传》)著称,武周时期曾为了弹劾二张而与武皇面折廷争,以致铁腕无情的武曌虽“内不容之”,也不免要“惮其公正”。(《大唐新语》卷二)

从宋璟回朝之初发生的一件小事,就足以见出他刚直不阿的性情。

当时,宋璟从广州回长安,临近京师时,玄宗特意派遣心腹宦官杨思勖出城迎接。宋璟一路上竟然不与杨思勖攀谈半句。杨思勖回宫后悻悻地向玄宗禀报,玄宗听完,感叹良久。他知道,宋璟这是在恪守“外臣不与内官交通”的准则,于是内心对他愈发敬重。

作为姚崇的继任者,宋璟在国家大政方面大致继承了姚崇的路线方针,基本上可以说是“萧规曹随”,但是在具体的执政风格上,他却与姚崇有着根本的不同。

史称“崇善应变,故能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正”。(《新唐书·姚崇、宋璟传》)对于姚崇来讲,只要大方向是对的,他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他身上颇有些权谋色彩;而对于宋璟来说,只有原则才是最重要的,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一个规矩法度,是非曲直,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天子本人,在这一点上一概不能例外。

其实,宋璟与姚崇的不同并不是偶然的。

玄宗李隆基正是发现姚崇执政过于“权变”,担心日久生弊,才会起用善于“守正”的宋璟,以此弥补姚崇的缺失,矫正朝廷的风气。

宋璟拜相后的第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恢复了废弛已久的“谏官议政制度”。

大唐的谏官议政制度始创于太宗贞观初年。当时的制度规定,凡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及三品以上官员上朝奏事时,谏官、史官必须随同宰相们上殿,“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朝廷各部长官在朝会上向皇帝奏事时,御史有权当面弹劾,并当众宣读弹劾奏章。有了这样的谏议制度,高级官员就无法蒙蔽皇帝,低级官员也不能暗进谗言。所以太宗才能听到各种不同意见,最后择善而从,在兼听博采的基础上作出正确决策。

这就是贞观时代进谏成风,吏治清明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到了高宗时代,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恃宠用事,这项制度就逐渐废弛了。史称当时“政多私僻”,奏事官员往往等到朝会结束后,才在御前呈上密奏,谏官、史官皆随文武百官退出,自然不可能了解奏事官员到底呈上了什么奏议,更不可能发表什么意见。

及至武周时期,女皇武曌以严刑峻法控制臣下,于是事情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谏官、御史们虽然又有了当廷谏议之权,但是往往捏造事实,无中生有,滥用手中职权陷害朝臣,打压异己。所以上至御史大夫,下至监察御史,莫不以相互倾轧为能事。整个帝国政治被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

到了开元初年,谏官议政制度已经废弛了半个世纪之久。“及宋璟为相,欲复贞观之政”(《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五年(公元717年)九月,在宋璟的一再建议下,玄宗终于下诏恢复了谏官议政制度:“自今以后,除非情况特殊或事关机密,否则一切奏事,均应在朝会上公开报告,谏官、史官议政,皆依贞观故事。”

谏议制度的恢复极大地促进了玄宗朝廷的进谏、纳谏之风,为帝国政治的良性化和有序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玄宗李隆基虽然做不到像太宗李世民那样“从谏如流”,但至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虚怀纳诲”。于是在开元前期的二十年间,出现了继贞观之后谏诤风行的第二次高潮。上至宰相、百官和地方刺史,下至文人、隐士和普通百姓,上书直谏者络绎不绝,公开议论朝政蔚为一时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