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赐功臣，以强宗室（第3/5页）

前面这四个人进入名单并不奇怪，让人感到万分诧异的是最后一个：侯君集。

这个秦王府的普通武将，凭什么跻身一等公的行列呢？论出道以来的资历和战功，他绝不在秦叔宝、程知节等人之上；论史书有载的政变中的表现，他甚至都不如“独力闭宫门”的张公瑾，可侯君集为何却能一夜之间平步青云呢？这是否意味着，他在玄武门之变中曾立下某种特殊的功勋呢？

现存史料丝毫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在《旧唐书?侯君集传》中，只有这么一句话：“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策居多。”《新唐书》更简略，只有七个字：“预诛隐太子尤力。”

众所周知，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三人是李世民最得力的心腹智囊，整个玄武门之变的详细计划很可能就是出自他们的谋划；而尉迟敬德无疑是秦王府第一骁将，在政变中更是发挥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射杀元吉、救了李世民一命，又如危急时刻高举太子和齐王头颅摧毁其部众斗志，再如最后一刻入宫逼迫高祖（虽然高祖“泛舟海池”一幕有所虚构，但是尉迟敬德在第一战场的形势稳定后继而参与逼宫行动当是事实）等。既然这四个人在政变中都是居功至伟，那么侯君集如果不是在行动中承担了什么重大任务，又怎么可能和他们平起平坐呢？

在此，我们发现——侯君集很可能正是李世民开辟第二战场、“囚慈父于后宫”的主力干将。换言之，玄武门之变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逼宫行动，很可能是由李世民统一指挥，但却是交由侯君集出面完成的。据我们估计，在行动成功之前，李世民绝不会与李渊见面（一来是避免陷入父子刀兵相见、当面摊牌或者翻脸的尴尬，二来是便于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非常举措），所以他需要一个能干而可靠的代理人，出面帮他完成整个行动，而这个代理人很可能就是侯君集。

若非如此，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事后突然跃居一等功臣的原因。

虽然史书对此只字不提，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移到玄武门事变的十几年后，却还是可以从史料记载中找到某些隐晦的线索，从而进一步证实我们的上述推断。

那是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侯君集因参与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事泄被捕，其罪当诛，而唐太宗李世民却替他向群臣求情，希望大臣们能法外开恩，饶侯君集一命。李世民说：“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不忍置之于法。我将乞其性命，公卿其许我乎？”

所谓“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这句话既可以做广义的理解，也可以做狭义的理解。从广义上来说，这是对侯君集参与玄武门之变的肯定；从狭义上来说，尤其是“家国未安”四个字，似乎暗含了这样的信息——侯君集当年的行动很可能不仅关乎“国事”，更关乎“家事”。

什么样的事情既是国事也是家事呢？

我们认为，这很可能就是李世民勒兵入宫，“囚父、逼父”之事。

也许正因为侯君集当年圆满完成了逼宫任务，贡献重大，意义特殊，所以李世民才会对此念念不忘，极力要保住他的性命。而当群臣竭力反对，声称“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必欲诛之时，李世民显得十分无奈和悲伤，对侯君集说：“与公长诀矣，而今而后，但见公遗像耳！”并且“欷歔下泣”。（《旧唐书?侯君集传》）

如此种种，都足以表明侯君集当年“所展之力”，实在非同寻常。

公布了玄武门之变的五功臣名单后，李世民还拟定了一张长长的开国元勋名单，同时论功行赏，分封食邑；并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公示，表示如有异议、认为“勋赏未当”者，可直接向皇帝提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