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兄弟下毒,李世民吐血(第3/4页)

此外,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李世民对这场鸿门宴早已心存警惕,所以只喝了极少量的酒。并且,也有可能事先准备了解药,中毒之后在第一时间服用,从而极大地减轻了中毒症状,保住了性命。

第四,这个事件的发生时间真的是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吗?

其实这一点历来就遭到普遍怀疑。因为《资治通鉴》把此事放在了“太白经天”之后,所以人们习惯上认为此事是发生在六月初一晚上,但是除了《通鉴》之外,两《唐书》都没有记载具体日期。所以我们认为,此事有可能是发生在玄武门之变的半年之前,也就是武德八年的年底。理由有三:

首先,按照两《唐书》,此事都是直接记载在“杨文幹事件”后面的,并且《旧唐书》正是在毒酒事件叙述完后,才出现“九年,突厥犯边”等语,而《新唐书》的记载顺序也与此相同。这里关键就是“九年”这个时间标志。如果《旧唐书》也认为此事是发生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那么这个“九年”就应该冠于毒酒事件之前,而不是放在毒酒事件之后。所以,这就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此事极有可能发生在武德九年之前。

其次,按《资治通鉴》记载,从六月初一的“太白经天”到六月四日的玄武门之变,其间连续发生了张亮事件、毒酒事件以及太子和齐王收买、陷害、斥逐、争夺秦王府文臣武将的一系列事件;而后又是乌城战报、齐王兼并秦王府将士、昆明池政变未遂等事件,继而才有秦王府一干心腹将吏力劝秦王动手的那一幕,最后才是玄武门的流血政变……在短短三四天之内居然发生了这么多重大事件,这似乎不太符合常理。

无怪乎许多读者会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同时惊呼——这四天也太漫长了!

在此,我们无意考证这么多事件确切的发生日期,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做一个推论。也就是说,《资治通鉴》完全有可能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和情节的紧凑,才把这么多事件集中放在了武德九年六月初一之后的几天内。在此仅举一例:秦王府骁将程知节被太子排挤出京师、外调为康州刺史这件事,《通鉴》就把它放在了武德九年的六月初一之后,但是查《旧唐书?程知节传》,这件事却分明是发生在武德七年。由此可见,毒酒事件也极有可能和程知节事件一样,并非发生在武德九年,但是被司马光出于叙事需要实施了乾坤大挪移,硬是挪到了玄武门之变的几天前。

最后,按照常理,太子李建成要举办宴会,总要有一点由头,更何况与秦王早已走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要邀他赴宴更需要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那么,这样的理由有可能是什么呢?我们发现,在武德八年的十一月十三日,朝廷曾“加授秦王世民中书令、齐王元吉侍中”(《资治通鉴》卷一九一),两个弟弟在同一天荣升要职,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聚宴理由吗?这难道不值得太子替弟弟们庆贺一番吗?而假如太子真的以此为借口对秦王发出邀请,李世民好意思拒绝吗?虽然没有更多的史料支持我们这个推测,但是这种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

因此,根据上述理由,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这场几乎要了李世民性命的夜宴,有可能是发生在武德九年之前;确切的日期,或许就是武德八年的十一月十三日夜。既然如此,休养了大半年的李世民完全康复之后才发动政变,就是合情合理的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综上所述,毒酒事件及其之后李渊欲派秦王赴洛阳的事情,就未必是出自贞观史臣的虚构。我们认为,这个事件在总体上应该是真实的,但是不排除其中的某些关键细节存在增饰的可能。在此仅举两例:首先,秦王的“吐血数升”之说就不可能属实。“吐血”或许是真,但“数升”定属虚妄。据医学理论,一个健康成年人体内的血液为3.8~5.6升,人体失血的极限为1.9~2.8升,约占血液总量的50%,超过这个极限就有致命的危险。而李世民的“吐血数升”到底是几升呢?2升以下不会用“数升”这种说法,所以至少也该在2升以上,很明显已经突破了失血极限,因此绝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