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铁算盘（第2/13页）

大家都看到了，不用说无枝可栖的东北军，就说那些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学生吧，多可怜！

赵戴文的话弦外有音，山西城也高，池也深，还有自己的兵工厂，可不能走错一步。

阎锡山听得频频点头，山西一定要起而抗战，不能再犹豫。

无所不算的阎老西

按照民国历史学者黎东方先生的分析，家国理念既是中国人的缺点，也是优点所在，只看如何发挥。

我们很早就知道百善孝为先，先有对家的孝，然后有日后对国的忠，但自古及今，这个东方国度又实在太大，很多人对国家没有什么完整概念，他到老到死，知道和关心的还只是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到了民国，所谓国家统一，至多也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仍是四分五裂，这一问题就显得更为严重。

汪精卫说过，中国实际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防”，只有“省防”，或者是“数省联防”。不过话又说回来，“省防”也罢，“数省联防”也好，只要真正肯“防”，有时爆发出的防卫力量也是惊人的。

蒋百里因此认为，地方抗战，亦是阻击日军入侵的一道重要屏障。

到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屯师上海，重兵来不了北方，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真的成了地方抗战的一座桥头堡。

口袋阵

对阎锡山来说，山西抗战，当务之急就是死守大同，所以准备组织大同会战。

算盘拿出来，又要算了。

结果算出了一个口袋阵。具体设想，就是要在大同这里做一个大口袋，由李服膺担当“诱饵”，把蒙疆兵团引入口袋之后，再由傅作义从外面把袋子扎起来，大家随后拎着棍子一齐上，嘁哩喀喳，准保能把东条的几根骨头都打个零碎。

倘若大同会战组织成功，不仅山西可以保住，阎锡山自己也必将继绥远抗战的傅作义之后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然而，你就是把七七事变后的会战全部翻个底朝天，还是找不到“大同会战”在哪里。

不奇怪，因为这个传说中的会战根本就没能搞得起来，袋子还没扎，袋底就先破了。

“袋底”在大同东北的天镇，由李服膺据守，可是仅仅六天之后，他就不支撤军了。

时人评论，在晋军将领中，李服膺长于“外交”，喜欢拉关系，走门路，却“短于军事”，练兵重表面，作战讲私情，别说什么指挥艺术，就他自己的第六十一军里面，中级以下的官兵大多不认识，这点与中央军的汤恩伯、胡宗南相比，几有天壤之别。

前面的南口战役不提也罢，单就天镇之战而言，战前，李服膺连军事会议都没召开过，既不研究敌情，又无妥善方略，到战役打响时，他也始终坐镇后方，从没有到前线去了解过战斗实况，当然更不用说鼓舞士气了。

长官不动脑，当兵的只有白牺牲。对天镇，东条都没有发动步兵的正面冲锋，光机炮轰击，一个团就去了大半，这仗如何打法。

一线官兵焦急万分，前后十八份紧急战况报告送到指挥部，可是李服膺始终拿不出任何良策，只是和一群参谋整天在防空洞里躲飞机，到最后，就索性在一片惊恐和混乱中传令撤兵。

撤令一下，前线杀红眼的将士无不顿足捶胸，甚至痛哭失声，迟迟不愿奉令撤离，因为连最基层的士兵都知道，这意味着前面的牺牲都付诸东流，大家白干了。

李服膺不管不顾地撤军，还连累了其他人。

汤恩伯的十三军在南口之战中损失惨重，奉令撤入平汉线休整，但是阎锡山觉得汤恩伯比较能打，硬把他个人给截留下来，邀其参与指挥“大同会战”。

汤恩伯本不欲留，可是又不好意思拒绝，毕竟，在南口最危急的时候，人家老阎也很仗义地派陈长捷去帮过忙，欠的人情总是要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