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真命天子（第3/14页）

几天之后，此人拿了一张四万五千元的银票交给王陵基，说：“报社欠你的账从此一笔勾销，以后也不会再向你要钱了。”

此后报社果然走上了赢利的轨道，而且真的没有再向王陵基要一个子儿。

王陵基大出意料之外，一了解，包括那张银票在内，都是报社从正常渠道经营所得，只是前任社长从未想到过而已。

既然年轻人如此能干，王陵基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任命他为铜元局事务所所长，代他整顿铜元局。

年轻人名叫刘航琛，这还只是他的牛刀小试。

刘航琛从小就聪明伶俐，读书也很用功，要不然怎么考得上北大。就读北大经济系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兴起，身边大多数同学都争先恐后地上街游行，只有刘航琛坐在课堂里，该干嘛干嘛，别人怂恿，他就说“何必多事”，又埋着头去看书了。

刘航琛的性格，注定难以叱咤风云，但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术业有专攻的实用型人才。

临近毕业时，刘航琛交出的毕业论文扬扬洒洒，旁征博引，以致于批阅论文的系主任都不知道论据究竟引自于何本经济学专著，对刘航琛称赞不已。那时的大学教授货真价实，尤其北大经济系主任，岂是等闲之辈，连他都脑袋上冒汗了，可想而知刘航琛当时达到的学术水平。

刘航琛是四川泸县人。泸县以生产大曲酒著名，刘航琛的祖父一手创立了泸县曲酒业著名店铺“爱人堂”，但他祖父订有家规，不许子孙做官。

在这位老人家看来，做官的人奴颜婢膝、俯仰由人，活得也不见得有多开心，倒不如有钱在手，不做官也可以一生享福。

刘航琛恪守祖训，毕业后选择了回乡从教，为此还曾多次拒绝地方军头的入幕邀请。

不久以后，一件事深深地刺激了刘航琛。

刘航琛的祖父在经营本地曲酒的同时，发现天津生产的玫瑰露酒很畅销，就自己买了一套蒸馏器，钻研出蒸馏技术，从而制成“百花露酒”，质量比天津露酒还要好。他又别具一格地改用玻璃瓶装酒。当时四川酒大多用瓦罐盛装，这一大胆创新使“百花露酒”一举成名，其销量和口碑仅次于拥有三百年历史的第一曲酒品牌“温永盛”。

烟酒都要缴税，重庆的烟酒税征收局长是个糊涂蛋，他将玻璃瓶装酒一律视为“洋酒”，全都要课以重税，露酒也在此例。

为了这件事，刘航琛特地到重庆进行申诉。在递给局长的申诉书中，他写了这样一段话：“钧座（指局长）所订章程，不问酒之洋不洋，只问瓶之玻不玻，假如钧座穿西装，着革履，遂谓之洋人，可乎？”

糊涂局长读后大发雷霆，立即查封“爱人堂”重庆分号，并且还要逮捕刘航琛。

刘航琛迫不得已，四处托人说情送礼，一场风波方告平息。这件事对刘航琛打击很大，让他从此感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光教书而不入仕的话，将可能一事无成。整顿铜元局，让刘航琛得到了入仕的机会，也终于使他能进一步展示自己的才华。

清末民初，通用货币都是银元或铜元。由于连年征战，四川铜元的铸造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据说每年都达到亿枚以上。川中铜矿再多，也经不起如此消耗。重庆铜元局困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铸铜元没材料，有了材料，好不容易铸出一点，投放市场后又获利微薄，还不如不铸。

四川没铜了，刘航琛就去上海买。当时市面上流行“二百文”面值大铜元，他便将一枚大铜元改铸成五枚小铜元，面值仍为“二百文”，取名“新二百文”。

买铜的钱款不需铜元局掏一个子，全是刘航琛让知名钱庄垫的资。“新二百文”铸出后，铜元局也不直接经营，而是让那个知名钱庄负责包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