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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从文学角度看，《红军长征记》无疑是一部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集。读过《史记》的人都喜欢司马迁笔下的人物，《项羽本纪》中“破釜沉舟”“鸿门宴”“霸王别姬”等生动情节，成为千古传诵的故事。《红军长征记》的作者以朴实的文笔，如实地反映了红军战斗、行军、生活的各个方面。刘亚楼的《渡乌江》叙述了红军三次强渡的战斗经过，既有战士们不畏艰险、冒着枪林弹雨飞渡的场面，又有机智的连长潜伏一夜、出奇制胜的情节。不是亲临前线的指挥员，不可能如此生动、细腻地刻画战斗的全过程。许多文章中充满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情绪。彭加伦的《飞夺泸定桥》描绘了红军攀着铁索向对岸攻击，高喊“要桥不要枪”的豪言壮语，敌军在震撼下心理崩溃，纵火逃命。如果作家要编写长征题材的文学或影视作品，这些回忆录无疑是最有价值、最真实的素材。周士第的《吃冰淇淋》讲述了红军干部们在海拔5000米的打鼓雪山顶上，用冰雪加糖精自制“冰淇淋”，谈笑作乐，表现了红军不畏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一氓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在记录巧渡金沙江和会理战斗的同时，忙里偷闲，考察川西的县城、民风、文化，还根据清人笔记将石达开史事作了一番实地对照和考证。文笔流畅而富有学者风范，既有革命意义，也有学术研究价值。

《红军长征记》有上述的优点和价值，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1）作者们多数是基层指挥员和干部，他们的文章是记录自己的亲身经历，而对高层的政治斗争很少涉及。现在的长征著作，无不围绕两大事件——遵义会议和与张国焘的斗争而展开，在书中占据大量篇幅。而《红军长征记》中基本没有反映这两件事。如陆定一的《榜罗镇》讲述毛泽东给整编后的红军陕甘支队干部做报告，讲述北上的意义，也没有提到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事情。这是不是一个缺陷呢？我们应当历史唯物主义地看待这些问题。首先，为了保证部队的正常行动，高层的意见分歧和路线斗争都是绝对保密的。例如遵义会议，毛泽东就提出先解决军事问题，以后再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纲领性意见，目的是为了保持红军的团结和战斗力。俄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与张国焘路线作斗争的决议，但只传达到中央委员。这说明广大红军指战员当时是不了解中央路线斗争的，即使知道一点，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也不会写到对外宣传的《红军长征记》中。这正是红军中党性的表现，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1954年《党史资料》中加了很多补注，例如在谭政的《向赤水前进》中加了一大段遵义会议情况的补注；在谢觉哉的《抱桐岗的一夜》中加了一段党中央与张国焘分裂活动斗争的补注。并在《序言》中说：“加补注的原因是，长征中有不少重要事件，没有文章记述，成为空白，用补注来尽可能加以补足，以便读者知道这些重要事件。”今天这些重要事件已经众所周知，没有必要再重复了。

（2）《红军长征记》的征稿截止到1936年10月。当时二、四方面军正在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的途中。所以《红军长征记》反映的只是一方面军的内容，不足以涵盖长征的全过程。所以1954年《党史资料》再版时，将书名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作了一个界定。但是，红一方面军走的路程最长，经过的地区最多，他们的行动成为长征的主体，也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长征，现在已经有大量史料和回忆录出版，足以弥补原来的缺憾。但是后来的回忆文章和综述文章，虽然在全局的宏观把握和论点上都有优长，但是从记载的原始性和细节的生动性来看，都没有超过《红军长征记》。这就是我们今天还如此重视《红军长征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