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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萧瑜与毛泽东的关系，作为当事人写的回忆录，对研究早年的毛泽东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例如萧瑜留法回国后，与毛泽东作最后的长谈。毛泽东阐述了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而萧则主张走蒲鲁东主义的道路，导致他们最后的分手。这反映了毛泽东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过程。书中写毛泽东对知识的渴求，对国家和社会前途的关注，对封建礼教的反抗，性格的豁达奔放，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书中也有明显的不实之词。例如在萧瑜笔下，毛泽东表现得像一个追随者。什么大事都是萧瑜做决断，当他们讨论问题时，萧瑜的滔滔不绝常使毛泽东没有话说。这显然不能让人相信，从毛泽东早期给萧的信来看，他们讨论问题都是平等的，各抒己见。毛泽东虽然尊重萧瑜，但绝不盲目服从他的意见。萧瑜还写到毛泽东邀请他一起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更属杜撰。他们已经政见不合，毛泽东是不会把党的机密大事随便告诉他的。而且当时毛泽东和何叔衡在一起，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证实毛泽东根本没有带任何朋友来上海开会。

此外，书中还有一些情节属于对毛泽东的人身攻击和丑化。例如写毛泽东对当皇帝的向往，感情的冷酷，等等，与书中的大部分内容自相矛盾。这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对萧瑜评价不好，毛泽东说：“和我一同旅行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在易培基手下当国民党的官。易培基原来是湖南师范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的职位。萧瑜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潜逃。”[15]这是毛泽东看报得来的消息。事情的真相是1928年易培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萧瑜与易培基因为是老乡和学生的关系，被安排在故宫任委员。他与故宫和文物素无渊源，所以故宫的同事都很冷落他。为了解决故宫的维持和修缮经费，故宫管理者将宫中非文物的黄金、绸缎、器物等变卖。后来出了监守自盗的事情，将珍珠和钻石调包。于是易培基陷入“故宫盗宝案”的纠纷，萧瑜也连带作为被告之一，上了法庭。这个案子虽然不了了之，却断送了萧瑜的声誉，使他在国内无法立足，流亡海外。此事吴祖光先生的父亲吴景洲（瀛）在其回忆录《故宫盗宝案真相》（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中有详细记载，此不赘述。《西行漫记》是一本广泛流传的著作，萧瑜想必也读过。出于个人的恩怨，他在回忆录中对毛的丑化也就不足为奇。

另外，萧瑜写回忆录的时代，正是全球处于“冷战”的时期，美国和西方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封锁的时代。在西方那种反共的氛围中，萧瑜如果写一本颂扬毛泽东的书，是不可能出版的。这本书的写作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其立场也必然迎合西方的需要。对书中那些属于人身攻击的内容，我们进行了必要的处理。这部分文字并不多，不会损害全书的完整。

虽然有上述的问题，但这本回忆录依然具有参考价值。因为萧瑜作为当事人，与毛泽东的交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笔下的毛泽东，是个有理想、刻苦学习、勇于实践的青年。我们重新整理这本书，介绍给读者，相信读者会有所收获。

前几年，《毛泽东自传》等早期传记曾被多家出版社整理出版，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有的学者不以为然，发表文章，认为毛泽东的早期传记不成熟，有很多错误。不如去读《红星照耀中国》，我认为，历史的形成有个过程，从早期的史料到经过史家的整理编撰，成为正史。但是不能因为有了正史，就把原始史料弃之不理。相反，原始史料中有很多真实朴素的成分，在修正史时为尊者讳，被删除了。如果你想了解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些早期的素材还是很有价值的。恰如一块璞玉，虽有瑕疵，但却天然。这就是我们整理早期毛泽东传记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