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国后我军正规化建设的历程及争论的产生(第2/3页)

刘伯承院长当时在上海养病,看到李夫克来信后,予以高度重视。9月4日他写信给院党委,指出:“夫克同志从学习角度、亲身的体验,客观地作出检讨、提意见,很好。特建议:院委将该信印发各级党委和支部,使他们领导党内干部和党外相关干部讨论,着重提出今后如何改进训练工作的具体意见。”[4]刘伯承同志对信中反映的问题是重视的,态度是积极的。在刘帅倡导下,军事学院内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共同思考我国军事学术和军事教育的发展方向。

在我军组织的军事演习活动中,苏军顾问与我方也产生了分歧。1958年7月10日刘伯承元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被迫作检查时说:“济南战役演习,顾问坚持主力由黄河正面反攻济南,学院和总参则主张由徐州外线迂回敌后,争持不下。感觉到他们训练规程自成系统,我们的传统战法颇难插进,即请准军委留给学院老干部毕业生二百名,以加强传统教育力量,将以前一切教材斟酌何舍何取、何损何全。同时,建议德怀、剑英两同志将苏军‘1948年野战条令’加以取舍损益,附以训令修改或索性自编。”刘伯承元帅在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工作期间,花费大量心血翻译苏军的条令和教材,将其引进到教学和训练中。刘伯承同志既尊重苏军的经验,也研究中国古代的兵书,从传统军事理论中汲取营养。他使用一批原国民党军教员,让他们讲授军事基本理论,并组织我军将领总结我军的作战经验,根据解放战争的实践编写出一批战例。1956年5月9日他在军事学院第二次党代会上作总结时指出:“我们是由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我们不单是以劣势装备对付装备优良的战斗,在今后战争中,又必须进到高级阶段。”为此,我们就要学习敌、我、友三方面。“我们还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对我们有敌性的国家,即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学习他们的技术和军事学术。”刘伯承元帅博采众家之长,力求知己知彼,为我军的训练和教学服务。

也有一些同志认为,苏军的经验是先进的,应该认真学习。即使“批判地吸收”也要先学会了再说。没有学,怎么知道哪些应该批判?这种意见集中体现在军事学院战史系教授会主任蔡铁根1956年10月20日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一封信中。他说,向苏军学习已经五六年了,“在程度上说,我们还只‘升堂’,尚未‘入室’。在数量上说,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学”,“‘要批判地接受’,‘要学习先进的经验’,这是科学的。可是当还没有学,还没有学会、学通,甚至还没有沾过边的时候,就要来批判,他会批判出个什么结果来呢?他又怎样个批判法呢?”他说:“我们有不少这样的人,只重视自己的经验,不重视别人的经验;非要自己流血牺牲换来的经验才叫作经验,总是轻视别人的经验。这种思想不是出于盲目的骄傲,便是出于狭隘的经验主义。这种思想不克服,我们将非走弯路不可。”

蔡铁根建议:“中央应重视这些情况,并澄清现存的思想混乱,统一全军的认识,进一步肯定向苏联学习的方针。”他认为:“苏联军事科学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它虽不是天衣无缝,确实是漏洞很少。”“但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苏军这一整套的时候,却往往是割裂开来,随意取舍。”“所以我认为应该首先把它学会、学通,然后再来分析、研究、批判。”“绝不能以我们的传统观点为标准,必须以未来战争的要求为标准。”

蔡铁根的这封信,反映了在学习苏军问题上的另一派意见。他的信带有一种情绪,言辞相当偏激。在当时国内的政治气候下,持这样的意见者明显是处于少数。邓小平将信转给军委,彭德怀于11月30日批示转发军委、各总部和国防部首长传阅,自己没有表态。这说明他不同意信中的观点,是把它作为反面典型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