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防空与困境（第2/3页）

根据军委指示，北京、南京和沿海城市都成立了防空委员会，组织民众防备轰炸。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3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下午召集各单位商讨防空委员会任务以外各单位应筹备事项：①撤特展物品；②陈列室特殊收藏入库；③库房以延禧宫下层为较安全地库，特殊品应收入此库；④各宫殿大玻璃即糊纸帛。”故宫也进入了战备状态，可见当时形势之严峻。[19]

从杨树浦发电厂提供的厂房破坏示意图看，10枚炸弹准确地命中锅炉和发电机等重要设施，说明国民党飞机投弹很从容，并未受到地面防空火力的阻击。上海解放后，担任城市警备任务的是三野9兵团的33军，前身是渤海纵队。33军要承担市区500多个地点的警戒，力量明显不足。1949年7月，淞沪警备司令部成立了防空处，负责筹划上海的城市防空，并与上海市公安局等部门联合成立了上海市防空治安委员会。为了侦察和掌握国民党飞机的动向，从接收国民党遗留的十几部破旧雷达中，挑选了两部较好的，稍加整修后，架设在提篮桥附近安国路的一幢六层楼上，成立了一个雷达队，负责对空警戒。在浦东和市区建立了七八个目力观察哨，观察国民党飞机动向。但是警备部队当时没有一门高射炮，只有3个高射机枪连，配置在市区中心的高楼上，负责上海党政机关驻地的对空警戒。江南造船厂和杨树浦发电厂、自来水厂等重点企业，由连队集中轻、重机枪，白天到高楼和厂房顶上值班，对空警戒。解放军基本上是陆军，没有防空作战的经验。当国民党飞机到来时，战士们用眼睛寻找目标，然后对空中射击。机枪的射程仅为1000多米，对高空的飞机基本没有威胁。高射机枪由于缺乏组织指挥，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20]

1949年8月3日，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江南造船厂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区向中央军委求援。10月，军委命令华东军区组建5个高射炮团，然后赴沈阳接收苏联援助的高射炮并进行突击训练。每个团配备苏制85毫米高射炮12门、37毫米高射炮24门。其中11团、14团负责保卫上海，11月底到达。在“二六大轰炸”时，国民党飞机仗着暂时的空中优势，连续轰炸。B-24型轰炸机作水平投弹，其余飞机均环绕目标进行俯冲投弹。这次空袭，由于雷达发现不了飞机，目力观察哨观测距离过近，轰炸机飞临市区上空，我方才施放空袭警报，市民都来不及疏散隐蔽。另外高炮部队组建不久，数量少且缺乏雷达预警，无法提前发现目标。技术生疏，指挥不熟练，射击混乱，高炮射手不会环绕目标射击。虽然进行集中火力射击，但射击时机过晚，所以一架飞机也没有击落。当天，淞沪警备司令部调整高射炮部署，集中两个团保卫发电厂，并向中央军委紧急求援。军委于2月8日急调在沈阳接收装备并训练的华北军区高射炮第17团、18团参加上海地区防空，部队于2月18日到达上海。四个高射炮团重点保卫发电厂、火车站、码头、油库、机场，但由于雷达探测技术的问题，高射炮部队无法组织有效的防空体系。[21]

上海防空雷达

上海防空最大的问题是雷达发现不了飞机，主要原因是人员技术水平低，修不好雷达。“二六大轰炸”后，防空处经陈毅司令员批准，2月16日从上海交通大学将要毕业的学生中借来21人帮助工作。这些学生来自电机系，虽然学了不少无线电方面的理论，但都没接触过雷达。开始工作并不顺利，国民党飞机来袭击，地面观察哨用眼睛都看到了，但雷达仍未发现飞机。上级领导和学生们都很着急。团支部书记林学昌提议请专家来会诊。先请来交大的蒋大宗老师，他虽然在抗战期间接触过雷达，但也没有解决问题。他建议把上海市无线电技术水平最高的国际电台总工程师钱尚平先生请来帮助调试，钱总准确判断问题出在发射机与接收机的工作频率不一致。经过调试，雷达在3月20日9时第一次发现了飞机。华东局、上海市委有关部门与交大联系，让学校动员这批学生参军。交通大学的21名学生除1人外都参军了，这批学生后来成为解放军防空部队雷达技术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