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四野南征北战的日本医生、护士(第2/4页)

[3]就这样,高桥等人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成为第29后方医院的护工。他努力工作,后来被提拔为管理日本人的民族干事。

在四野医院工作的日本医生、护士

东北初期的局势对中共很不利。1946年5月四平之战后,林彪的队伍退过松花江。战争形势的困难和生活的艰难,使部队的士气很受影响。医院的情况也比较混乱。新井侃医生是在本溪被征用参军的。当时本溪的六家医院全部被八路军改编为后方医院。八路军伤兵对日本人仇恨很深,日本医生、护士也有雇佣思想,造成医患关系紧张。新井侃回忆:“那时听说在第一后方医院,轻症病人也叫护士端洗脸水、接大小便、按摩以及端饭端药等,每一个重症病人都要一个护士看护,并听说如果得罪了伤病员就要挨皮带抽。”[4]工作劳累又得不到尊重,日本医生、护士情绪低落,多数都想回国。

东北民主联军政委罗荣桓得知这些情况,非常重视。战争需要医生、护士,必须制定政策,让他们安心工作。卫生部长贺诚以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的名义,于1946年9月9日发布了《关于目前紧急工作任务的指示》,简称“九九指示”。这个指示强调要团结关心日本医生、护士,并规定了具体政策。

“九九指示”指出:对日本医务人员的政策,首先是纠正“左”的偏向,“认为这些日本医务人员是战败的俘虏兵,于是常以错误的态度去对待他们,要他们工作时则一味地用强迫的办法,有的不要他们工作(如病人反对日本人给看病),对于他们的生活不给予照顾,人格不予以尊重,技术不给以重视,结果使得日籍医务人员离开”[5]。为了让日籍医务人员在工作中比较安心,认真负责长期地工作下去,最低限度要求他们做一个守本分的工作者。为此,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规定以下政策:

第一,要照顾他们的生活。日籍医务人员来到我军工作后,有的医院对他们生活照顾较好些,他们即安心,否则便要求脱离。因此,在供给标准以内,应使日籍医生及家属的伙食与我军医生同等待遇,在同一灶上吃饭,在可能时使得他们能吃日本菜。津贴要按月发给,欠薪单位要从速补发。遇有家庭困难多之技术人员要注意照顾,如有的医生家眷需要来的,尽可能接她们来院同居。日本人之间的婚姻,在不妨碍工作的原则下一般是允许的。

第二,尊重他们的人格。允许他们保持某些民族习惯,以和蔼诚恳的态度对待他们,反对打骂日本人。

第三,重视并提高他们的技术。日本医务人员的技术好,应当重视他们,虚心向他们学习。

这些政策体现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对日本医务人员的关心和照顾。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共产党的干部每个月只有几元钱津贴,但要保证日本医生、护士拿原来的工资。共产党的干部结婚,组织上有严格规定,叫“二五八团”。战争期间,家属是不能随军的。相比之下,日本医务人员享受的待遇要比共产党的干部优厚。

在日常生活中,共产党干部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逐渐教育和感化了日本人。在第一后方医院工作的女医生野口回忆:有一次,部队改善生活,吃红烧牛肉。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但野口不吃牛羊肉,只能看着。中国战友问她是不是生病了,她说出原因。医院领导非常重视,把炊事班长叫来严肃批评。班长难过得要流泪,连连道歉,问野口吃鸡蛋行不行。院长带着炊事班长到老乡家里买鸡蛋,给野口做了鸡蛋炒饭。野口捧着香喷喷的米饭,心里感受到军队大家庭的温暖。元木和男是29后方医院的炊事员,他想回国闹情绪,在米饭里掺沙子,伤员们愤怒地要打他。司务长问明情况,严厉地批评了他,但并没有予以惩罚,而是让他重新做饭,挽回影响。共产党员对他的教育和帮助,使元木改变了雇佣思想,努力工作,被评为模范工作者,并被提升为医院的事务长。他说:“我被调到院部从事会计和出纳工作,一干就是几个月。在我们住的土房子里,随地堆放着装有几百万元钞票和银圆的麻袋,担任警戒任务的只有我和一名少年。武器只是两条自动步枪。刘院长把这么一项重要工作放在我这个日本人身上,信任的程度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