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火在运行：乱世图景（第5/7页）

5月，白俄匪部万余人在新疆塔城地区残酷杀掠，中国当局一时无策。

7月6日，苏俄红军和蒙古军进军库伦，于8日推举活佛博克多为立宪君主，11日改为“蒙古国民政府”元首。

7月8日，苏俄炮舰在松花江口炮击中国汽船“杭州号”，死3人伤8人。

8月17日，苏俄红军从恩琴手中夺占外蒙古科布多，于25日捕获恩琴。

9月5日枪毙。

新疆地区的白俄后经中国军队会剿而逃散，但蒙古地区却令中国政府进退两难。尽管外蒙的活佛、王公不愿归附苏俄，多次向中国政府表示：“蒙民等对于俄国新旧党之举动，概不赞成，仍愿归附中央，永受保护。”然而这个泥菩萨“中央”却保护不了他们。外蒙问题终于朝着越来越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了。

此外，中国在这一年还与英国、葡萄牙、菲律宾等发生了外交冲突。

1921年的中国，真是值得大书特书。《小说月报》当年的主编沈雁冰说：“中国现在社会的背景是什么？从表面上看，经济困难，内政窳败，兵祸，天灾……表面的现象，大可以用‘痛苦’两个字来包括。再揭开表面去看，觉得‘混乱’与‘烦闷’也大概可以包括了现社会之内的生活。”如果以这一年的中国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或电视连续剧的话，大可以题名为《中国：痛苦的1921》。

然而，事物都是辩证的。整体的痛苦并不意味着处处痛苦，正像一般被看做“十年浩劫”的“文革”，在有些人的记忆中却是“阳光灿烂的日子”。1921的中国，也造就了几个“赢家”。

第一个赢家是中国的民族工商业。

进入民国时代不久，中国就遇到了1914一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恢复了19世纪以来由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丧失的对市场的保护。交战列强全神贯注于战争和战后的讨价还价，而中央政府又无力垄断和领导全国的经济，于是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迎来了它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

自1912至1920年，中国工业增长率达到13.8%，如此快速的发展节奏，在1953至1957年第一个共和国五年计划之前，再也没有出现过。中国外贸入超由战前的二亿多海关两，减少到1919年的一千六百多万两。民族资本1912-1919年八年的投资，相当于过去半个世纪投资的总和。现代中国银行也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蓬勃发展起来的。仅仅1918-1919年，就建立了96家新银行。1913年，上海有钱庄31家，至1920年，达到71家，控制银元770万，是战前的五倍多。至1921年底，上海已建立起140家交易所，其中“金业交易所之标金行市，具有影响世界银市及外汇之势力”。纺纱业发展迅猛，仅1921年创办的就有王克敏的天津裕大纱厂，姚锡丹等的崇明大通纺织公司，史量才等的上海民生纱厂，许松春的上海永予纱厂，唐深谦等的无锡庆丰纱厂，方寿颐等的无锡予康纱厂，陈玉亭等的上海伟通纺织公司，穆抒斋等的上海恒大纱厂等。著名的荣氏家族的两兄弟——荣宗敬（1873-1938）和荣德生（1875-1952）1901年创办茂新面粉厂，1913年又建福新厂，在1914至1920年间又办了八个新厂，至1921年，荣氏兄弟在无锡集股创办申新纺织公司第三厂，发展成无锡规模最大的纺织厂。此外，1921年还涌现出一系列面粉公司、精盐公司、造纸公司、粮油交易所、煤矿公司、土产进出口公司、信托公司等，中国由面粉输人国变成了输出国。铁路、通讯和其他重工业也有明显发展。工商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膨胀和其地位的上升。

可以看出，越是现代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城市的膨胀速度就越快。民族工商业的长足进步，使得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拥有自己“话语权”的欲望。1920年，在一个晚餐会的基础上，北京的现代银行家联合会成立了。至年底，全国银行总会创立。1921年，创刊了《银行月刊》和上海总商会月报。在1921年总商会一年一度的联席会议上，汤富福为参政问题发出呼吁：“我们不能相信任何人……没有救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