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撕开的黎明：狂飆为谁从天落（第4/7页）

吴虞也说：“我们今日所攻击的乃是礼教，不是礼仪。”

新文化运动猛烈地坪击旧思想旧道德，大力介绍自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化论等各种西方思潮，尤为突出地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根据民主、科学两词的译音（Democracy和Science），当时又称为“德先生”与“赛先生”，“五四”先驱们认为，中华文明所急需输入的新鲜血液非这两位先生莫属。陈独秀在《新青年》六卷一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千钧棒所扫出的一片玉宇中，文学革命的朝阳喷薄而出了。

李大钊在他担任总编辑的《晨钟报》创刊号上说：

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

文学是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要革新旧文化，就必须革新旧文学。

陈独秀说：

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于是，一场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势不可免地发生了。这里，需要介绍那位著名的绅士派领衔主演了，他就是在北京大学当过校长、文学院院长和五个系的系主任，在全世界获得过几十个名誉博士头衔，热心搜集五大洲怕老婆的故事，还曾经梦想出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胡适。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在安徽这块旧文学的正宗一一桐城派的风水宝地上，却产生了胡适和陈独秀这样两位旧文学的掘墓人。陈独秀被骂为“独兽”、“毒蝎”，胡适之这个名字则被一位著名的大学者在出试题时用做“孙行者”的下联，因为“猢”与“狲”都是猴子的意思。总之是不属于人类。而在古文大师林琴南的影射小说《荆生》中，胡适的名字叫做“狄莫”，“狄”与“胡”，都是蛮夷之辈，总之还是非我族类。就是这两位被许多人视为轻浮少年的一胡一陈，共同揭起了文学革命的中军大旗。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人手”。这“八事”是：

一、须言之有物。

二、不模仿古人。

三、须讲求文法。

四、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务去滥调套语。

六、不用典。

七、不讲对仗。

八、不避俗字俗语。

这“八事”被陈独秀称赞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

陈独秀随后发表了态度更为明确坚决的《文学革命论》，“以为吾友之声援”。陈独秀气宇轩昂地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义：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

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

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的三个“推倒”，并不是全面否定古代文学。他所要推倒的古典文学，其实是指仿古的文学。就在《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里，陈独秀用了大量文字赞美古典文学的优秀部分，说《诗经》中的“国风”、楚辞都是“斐然可观”的；魏晋以下之五言，改变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文学的一大革命；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砌之气；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他主要批判的是六朝的靡丽文风、明代一味仿古的前后七子，以及桐城派的一些人物，称这些无病呻吟的人为“十八妖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