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权力网

在1862—1895年李鸿章担任总督和巡抚的33年，他逐渐建立起了一个权力网，这个权力网从其职任所系的狭小范围辐射开去，遍及全国：它根植直隶，上至朝廷，渗透到帝国的其他省份。这个权力网以李鸿章在官僚政治制度中的官职和非官方的幕府为基础，但是，归根结底，它是朝廷那些怪诞观念的产物，是保守派反对势力的对立物，是外患频仍的结果。尽管如此，直到1895年李鸿章垮台，这一权力网一直是中国最富有建设性的力量。[1]

李鸿章所承担的义务是保卫中国，而不仅仅是直隶或安徽，因此，他不是逃避国家的责任，而是伸手揽权，毅然决然地肩负起解决各种问题的重任。他论述起国家形势来很像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用他偏狭的观点表达他对国家安全的关注：“公等可不喜谈（洋务），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2]“天下之才本供天下之用，必云某军食某饷专顾某省，则左相（左宗棠）诸军久应饿毙矣。”[3]“海内将才无几，时事日益艰难，鄙人力小任重，襄助乏人。”[4]“中外责问过甚。”[5]

李鸿章自愿承担起拯救中国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出于他真诚的爱国精神，而且也出于他的自负和他的洞察力。他孤傲自负，认为只有他自己具有担当重任所需要的远见和能力；他有敏锐的洞察力，充分认识到了朝廷及清朝官吏们的虚弱无能：“朝廷之计似更茫如捕风。”[6]“（朝廷）既无定见，复堪恒心，……闻者能勿愧愤欲死？”[7]“朝议夕迁，早做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8]“我中土非无聪明才力，士大夫皆躭于章句帖括，弗求富强实济。”[9]“无人敢与主持（总理衙门），遂尔中止，此亦堂官太多之病也。”[10]

虽然不可否认李鸿章喜欢揽权、固执自负，但是他的首要目的是拯救中国。然而，对他的政策、思想、行为和个人品性的分析表明，他认为中国获得拯救的唯一办法是将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而达此目的的手段，如果按其逻辑推论，结论应该是创建一个全新的、发生彻底变革的中央集权政府。实际上，李鸿章无意中提倡的是由一批依据能力和人际关系选拔出来的、受过专门行政管理方面训练的专业人才参加进政府，以代替建立在科举考试基础之上的现存的官僚政治体制，幕府制度的专业化将代替历史悠久的官僚政治体制的非专业化。

没有证据证明李鸿章曾自觉地鼓吹推翻现存中央政府，但是，他对大多数官吏缺乏信心或对他们不尊敬，确信只有自己堪膺重任，坚信在中国权力必须集中，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的矛头是指向推翻现存中央政府这个方向的。1872年，他在致曾国藩的一封信中说：“兴造轮船兵船，实自强之一策。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于后。……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11]1895年《马关条约》谈判前，李鸿章在与伊藤博文谈话时说，中国战败的原因在于地方主义，他把中国比作封建时代的日本，当时日本有许许多多的地方割据势力相互争斗。他还说，中国有许多行省，没有统一的权力。[12]这种对中国需要中央集权的一针见血的分析，竟出自一个已经建立起地方分权的人物之口，如果这不是可悲的，倒是颇具讽刺意味的，令人啼笑皆非。

李鸿章关于需要建立中央集权的思想于早年得之于曾国藩和冯桂芬。曾国藩曾强调军事行动需要集中统一的指挥，而李鸿章则在其军事行动中遵行了这些教导；冯桂芬则着重指出，为使这个庞大帝国不致分裂为战国林立，实行中央集权是必需的，1895年李鸿章对伊藤博文说的话就是冯桂芬这一思想的翻版。李鸿章的密友兼顾问宓吉在其所著《阿礼国传》（The Englishman in China）一书中十分清楚地叙述了这一情况：“李相能在其衙门所辖范围之外的其他省份行使自己的权力，这的确是走向集中行政权力的一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志同道合的后来者的相继崛起，很难说政府体制不会从这一核心生发出什么变化。”[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