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背景

19世纪40年代，中国开始经历了一场备受蹂躏的遭遇，其影响至今犹存——这就是中国文明被一种彻头彻尾的异族文化所入侵、征服。这一来自世界另一半球的文化，对中国来说并非完全陌生，此前几百年间它们曾经有过程度不同的接触，但是中国人却一直将其视为不过是另一种蛮族文化而已。然而，到了19世纪，欧洲国家开始执行更具侵略性的政策，执行这种政策的动因是商业竞争，它以先进的军事技术和装备为后盾，包括经济、科学、政治、宗教以至社会思想，所有这些，对中国人来说全都是格格不入的。这一政策上的变化，中国人并未觉察到，他们仍将西方人看作是野蛮人，在与之打交道时，仍然坚持用与一切未开化民族打交道时使用的那种历史悠久的方式——与其保持一定距离，而又对其施以恩惠，这是世界上惟一真正文明的民族施于上述愚昧民族的那种恩惠。

随着19世纪渐渐逝去，中国人遭受了一次又一次军事失败，与此相伴随的是被迫在经济和领土上让步。一些目光较为敏锐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这些外国人是一种新型的夷狄，与以往的征服者不同，他们不是来占领中国，然后用中国的方式来统治中国，而是确实停留在中国领土的边缘地区，满足于在经济、宗教和智能上战胜这个国家。这种夷狄用朝贡制度这种惯用的方式来对付是不行的，特别是由于他们拒绝承认中国固有的上国地位，拒绝谦恭、感激地接受中国皇帝垂赐于他们的任何恩惠；相反，他们坚持要求平等相待，坚持中国全面开放通商、传教，而不要有什么限制。另外，他们还带来了他们自己的行为准则、法律制度和一整套新的国际关系所应遵循的准则。更为严重的是，如若他们的要求得不到允准，他们就会发动一场依恃坚船利炮可以轻易取胜的战争！整个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中国不仅在对外关系方面面临着如此令它感到莫名其妙的问题，在国内，1850年代和1860年代清政府还被卷入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起义之一——太平天国起义之中。这次起义，除在1864年被镇压前威胁着清王朝的生存外，还在思想和宗教上与西方世界有着联系，向这个王朝的支持者生动地表明了西方入侵的危险。

在这种内忧外患交织的似乎已经没有希望的局势中，一些汉族疆臣在失望之余，转而求助于一种非官方、非正式的制度，这种制度作为中国政府刻板僵化的行政机构的附属物久已存在。他们想以此为招徕人才、制定方略的工具，希望通过它来戡平内乱、击退外敌。这种制度就是著名的幕府制度。这是一种使用幕僚的制度，这些幕僚是由地方官个人聘请的，不是国家正式官员，他们为地方官提供其所需的专门知识，以便处理各种行政事务。

清代与明代及其以前一些朝代一样，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官员的。依次三级的一系列考试[1]，只考查考生的文学知识和文章水平，考生必须要通过这些考试才有资格做官。考生一旦通过这些考试，就被录用为官，如果他被任命为地方官，这位新上任的地方官就得负责处理地方事务中出现的所有问题，甚至是专业性很强的问题，诸如治涝、收税和决狱。他花费多年精心研习学到的是如何做文章，对做官所需要的专门知识知之甚少甚或全然无知，而且一般说来，他也没有兴趣或机会再特地学几年这些专门知识。同时，由于有种种清规戒律约束着他的为政之道，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他犯了错误，就有掉脑袋的危险。结果，地方官们只得向行家里手们请教。国家行政制度对培养和录用有专门知识的辅佐人员没有作任何规定，因此，出于需要，地方官们不得不随时随地自己觅聘这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