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第4/5页）

儿女们都感觉他们在代父母受过，但对此的反应，却因人而异。一位二十九岁的学生，是集中营看守的儿子，他称自己就像家中的犹太人。他们把自己看作民族社会主义的受害者，从内心推究迫害的理由——这些理由在过去的日子里足以将他们与受迫害者联系在一起，而对父母的罪过，儿女们的这种反应并不鲜见。

当这些纳粹子女聚在一起谈论他们的命运时，这种感受益发强烈。我曾问起一位四十岁的心理学家，他们彼此之间谈话，是否与同我谈话有什么不同。她告诉我，我一心想否认她也是受害者之一。她与朋友谈论这一话题时，面对的是同病相怜的受害者，而与我交谈时，却时时想到自己可能是导致这番罪恶的同谋。

另一种典型的反应是为父辈抗辩。甚至在面对确凿的证据时，一些被采访者仍然情绪激烈，声称他们不会诋毁他们的父辈。一些人试图淡化父辈的行为，说他们是些小人物，他们供职的时代并不曾有过任何集中营存在。另一些人说他们的父母是些极普通的人，其所作所为并不比其他人的父母更糟糕，而且从未虐待过他们，因此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疏远或者评判父母。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父母如何对待他们，而不是父母往日的行为。

与我交谈的所有人都知道我是犹太人。我会在一见面时就提到这一点，从没觉得他们因此而不自在。然而，在采访的过程中，他们会谈到我的犹太人身份。多数时候，他们想对我说明，我与我父母的关系，无疑不同于他们，因此我无法理解在曾是纳粹分子的父母身边长大意味着什么。有时，他们甚至会咄咄逼人地指斥我说，尽管我的家庭历经磨难，但我的处境要比他们这些杀人犯的子女好得多。我不得不同意这一点。受害者与害人者的子女之间，一个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活在世上，不必担心和怀疑他们的父母战时做过些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令我感兴趣的是，人们对这一现象进行的科学调查。安妮特·哈恩，一位年轻的慕尼黑医生，曾研究了德国科学档案馆和图书馆中关于这一问题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文献。她的研究数日即告结束。在联邦共和国的档案馆中，充其量只发现了二十份关于纳粹子女心理问题的文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心理学家蜂拥而起，一门心思只想给德国人带来幸福和安宁，并帮助他们忘记过去的历史，从集体的野蛮走向集体的遗忘。一位大学教授被人问起为什么在德国人们很少注意父辈的行为对子女的影响，教授回答说因为这个课题不讨人喜欢。但一些纳粹子女无疑在寻求治疗。许多人生活在顽固不化的纳粹分子家庭中，或者曾经看过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生。必须承认，在他们中间，这一现象显然是心理创伤的起因。那些“救治者”如何来处理这一问题？他们面对患者做了些什么？如果他们的培训和科研工作都不包括对这一核心问题的关注，他们又能帮什么忙呢？

或许现在为时已晚。今天，那些行凶者的孙辈已是上大学的年龄，而孙辈的父母却失去了机会，没能了解自己父母的历史。行凶者的沉默可以制造一座时间坟墓。整整一代人彷徨于外部新生的民主现实和家庭旧日的法西斯理想之间，他们没能消化历史，并因此难以煅造新的民族个性——一种使历史不再重演的新的民族个性。我所采访的几乎所有人，不管他们对其父母的态度如何，都相信纳粹时代发生的事情可能卷土重来。他们的猜疑，他们对同胞中前尘旧蜕的意识，连同他们对历史重演的恐惧，妨碍了这些纳粹子女成为充满乐观情绪的公民。

这些纳粹子女不仅不能矫正他们父母的过失，而且对他们的父母缺乏必不可少的积极的认同。父辈的冷漠和沉闷伤害了他们，就算他们了解了过去，也是因为付出了巨大努力。众说纷纭的“冷血症”——父母甚至不会为他们敬爱的元首而哀痛——象征着战后家庭的气氛。子女将父母看作战争的“牺牲品”，反映了他们的实际体验。那些大英雄、导师、超人，摇身变为小人物，将自己视为命运的受害人，而非灾难的制造者。人们决不谈论个人的罪过和责任，更不必说身为父母的耻辱。行凶作恶的一代以谎言、沉默和欺骗来应付他们的儿女。在采访中，一位妇女对我说：“母亲哪怕只有一次告诉我她曾是参与者，她犯了极大的错误，她希望我——她的女儿——从中吸取教训，我也会与她和解，即使情况表明她当过集中营的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