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早晨一醒来，我看见努尔・木哈姆德靠在备用轮胎上，膝盖上托着一面镜子，身旁放着一罐热水，正在心满意足地刮着胡子，这是因为坎大哈的旅馆里没有浴室。我欣赏了一会儿他灵活的动作，然后开口用英语说道：“我们在桥上遇到的那个舞男表演得太棒了。”

“就是对你说脏话的那个？”努尔问道。

“史迪格里茨说他们都是鸡奸犯。”

“他们确实是，”努尔不慌不忙地说，“但是警察盯着他们呢。”

我花了一会儿工夫思考下一个问题，然后犹豫不决地用普什图语问道：“努尔，你能不能把你所知道的有关史迪格里茨的事情讲给我听？”

他继续刮着胡子，检查着自己的脸颊，好像刮好胡子在今天特别重要似的，然后他颇为自得地仔细把脸擦干。很明显，努尔在我们离开喀布尔之前就预料到我会有此一问，并已经跟阿富汗政府协商好应该如何回答我了。他斟酌着语言，回答说，“我们第一次听到奥托・史迪格里茨的名字是在去年的二月份。也就是1945年。他十分突然地从波斯穿过边境到了我们这边。由于没有有效证件而在赫拉特被捕。他从未到过喀布尔。他手头确实有文件证明曾在某个德国的大学获得过医学学位。”

“他的门牌上写着慕尼黑大学。”

“我相信确实如此。战争结束后，我们指示驻巴黎大使馆调查此事，对方只查到史迪格里茨是合法行医，然后就不管了。他的学历是真实的，就我所能记得的，我们拿到了一份大学成绩单。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但是，要获得进入阿富汗的许可太难了。”我指出。因为我们用普什图语交谈，所以我自然而然地使用了标准发音，不再把单词之中的“gh”念出声来。对于我们这些在此处工作，或居住于此的人来说，“阿富汗（Afghanistan）”一律读作“阿凡尼斯坦（Afanistan）”。“像史迪格里茨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就这样一路走到这里来？”

“你忘了一件事情，”努尔解释说，“他不是个一般人。他是医生，而我们需要医生。他还是个德国人，而我们总是需要德国人的。不算那些修桥时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我们的国家就是德国人建造起来的。我们有时候被称作‘亚细亚的德国’，而且我们现在还不打算拒绝从德国过来的难民。”

“你相信他是纳粹吗？”

“难道他们不都是纳粹吗……从法律上说？”努尔平静地问道，他正开始收拾起他的剃须用具，去给我拿热水。

“你就知道这些？”我追问道。

“显而易见，他来到了坎大哈，开了诊所行医。当地人告诉我们他的医术很高明。不管怎么说，有他在这里，我们还是很高兴，而且我认为他会在这里待上好多年。”

“为什么这么说？”

“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走到阿富汗也就走到头了。除了这里之外，他们无路可投。”

“连回德国也不行吗？”

“尤其是不能回德国。”

“你们国家有多少德国人？”我带着一股子病态的痴迷劲儿，继续问道。虽然我不是正宗的仇德者，但我知道如果在1937年我是德国公民的话就死定了。还有我的亲戚和很多朋友也一样死定了。另外，因为我这个人一向热爱和亲戚朋友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气氛，一想到他们被肢解，被饿死，我可就不止会产生道德上的厌恶感了。这种恐惧能把我最大的恶念激发出来。我本能地害怕德国人，将来也会是这样。

我并不认为形成这种态度是因为过度担心死亡。从很小的时候起，父母就教我面对人终有一死的现实，而且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也会死的；但是犹太人热爱生生不息、不断繁衍的过程——这部分解释了我对阿富汗历史的热爱——二战前，每当想到自己终将死去，我就会想到米勒家族未来会代代相传下去。“米勒家一定会有个后人能拿到交响乐厅的票。”我安慰自己，如果我没去成，大家会感到惋惜，但不会悲痛欲绝；然而，如果米勒家，古德伯格家，夏普家，和韦恩史坦家全都去不成——如果他们都死光了的话——那可真让人受不了。如果我的家族没有从德国移民出来，我们都活不到今天，我不能忽略这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