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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莹对邓监堂说：“邓叔，裕兴重及分号的生死存亡，兴败荣辱，我全拜托你老了。”

邓监堂问：“如果我管砸了，你怪我吗?”

周莹果断地说：“如果我怪了你，就等于否定了自己。”

邓监堂又问：“如果我不能把裕兴重引出迷途，你责罚我吗?”

周莹严肃地说：“上天永远不会责罚一个尽心尽力的人。”

邓监堂再问：“假若我把安吴堡的茶经念歪了，赔光了，你将如何面对?”

周莹认真地说：“财富的长消就像人的生死一样自然。它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东西，我大死后我和母亲也经历过财富流失的困惑，但我们挺过来了，因为在我们头脑里，财富只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种助力，而不是生命的全部。”

邓监堂正色道：“有少夫人这些话，我邓监堂心里有底了。”

邓监堂并不急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当他走进设在泾阳县城的裕兴重茶庄总号时，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维持日常生意，不赶浪掀涛，不抛售一两茶叶。并再三提醒伙计们，滞销并不可怕，生意场上最可怕的是做墙头草。他给各分号发出的第一封信，写得十分清楚：茶价暴跌，卖茶越多，赔得越多，静坐静吃，天塌不下来，静待市场变化。各分号的掌柜、伙计们急得团团转，一再要求随行就市，但均被他严词拒绝。周莹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但又不便于出面对他发号施令，因为她不能违背当初授权给邓监堂时说过的话，许过的诺言，她不想成为一个朝令夕改，说话不算数的东家。如果那样，她在下属心目中，将会变成怎样一个人呢?言而无信对她来说，简直就是毒药，她死也不愿往肚子里咽呀!

骆荣、房中书对聘邓监堂出任裕兴重茶庄总号的大掌柜，一开始便极力反对。因为他们领教过邓监堂的手段，吴尉文在时，他们不止一次和邓监堂交过手，邓监堂为人精明耿直，人人侧目以待，但对他在生意场上的心狠手辣，却是不敢恭维的。因了这一点，吴尉文对他采取了绕道走的策略，在茶叶买卖中绝少与他较量，这样两人才保持住了以礼相待的君子之交。而设在泾阳城内的另一家茶庄的东家马合盛，在与邓监堂的交往中，却采取两雄不能并存的方法。马合盛以经营泾砖成名。他经营茶叶很注重质量，不求数量，对茶叶制作把关严格。买茶必须在春天，收购产于高山的头茶七八成，子茶不过两三成，而一般商家则是头子各半，他家的茶质量因此高过别家一筹，使他的茶叶在民众中有口皆碑，远走口外。吴尉文对他格外看重，学着他的样儿做茶叶买卖，很快成为与马合盛齐名的大茶商。他们每一次向西北偏远地区运茶，都是上百峰骆驼组成浩浩荡荡大军，一路走来，驼铃叮当，前呼后拥，蔚为壮观。当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逃到西安时，周莹用骆驼和马家共同运送官米，帮了官府大忙，慈禧太后高兴地对周莹说：“你们做了好事，不愧为大行商啊!”马合盛为人机智善谋，听到慈禧夸奖后，认为是千古难逢的机会，便把自己的旗号变为“大行商马合盛”做招牌，并做了一面奉旨运茶的旗帜，插在骆驼头上，各州县见到后莫不开门让道，任其自由自在地通过，成为陕西茶商“奉旨运茶”传说的由来。

邓监堂由于贪快求多，对时局缺乏敏感，最后败在马合盛手下。

现邓监堂成为周莹旗下一员主将，把裕兴重总号下的各地茶庄分号总揽在手，这又燃起了他创业的激情和渴望做茶商老大的雄心。为了实现一番抱负，他事必躬亲，不辞辛苦，走南闯北，放开手脚干了起来。为了把滞销的茶叶保住，他冒不测风险，硬是顶住压力，坚持囤库待机，因为他深知“贵极反贱，贱极则复贵”的价格反弹规律，只要顶住眼前的一时萧条，就会否极泰来。正如他所预料，时过九月，茶价突然上升，再次出现一日三变的行情，裕兴重和其旗下分号积库茶叶，眨眼物以稀为贵，赶在新茶上市前大好商机，一销而空，不经意间为周莹赚回了四百万两银子。各地分号凡遵照他指示，囤茶于库待机而销的，都赚了钱，而且赚得钵满盆溢。那一年，周莹奖励赚钱茶叶分号的掌柜店员时，破格重赏了邓监堂一院建筑面积为六千二百平方尺的住宅，奖银八万五千两，玉如意两柄，佛手一对。邓监堂费尽心血创制的“天泰牌”泾砖商标，成为陇地牧民眼里的名牌。他一改败于马合盛时贪多求快的毛病，在经营上稳扎稳打，锐意进取，使裕兴重名气日盛，后期压倒了马合盛，占据了陕西茶商的头把交椅。马合盛败在邓监堂手下，愤愤不平中，把在泾阳的总店搬回了他的老家民勤县，从此一蹶不振。直到死他也没想明白，周莹到底用啥法子把邓监堂变成了一个非凡的茶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