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一切成灰（第6/7页）

子文被正式认定对这次“黄金抢兑”事件负责。蒋介石命令他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同时还取消了他在政府中的其他头衔，并下令陈氏兄弟对子文的金融活动进行秘密调查。调查结束前，为了安慰宋子文，蒋介石任命他为广东省主席和绥靖公署主任。这使宋子文可以轻松地通过在广州和香港的银行把大量的财产转出中国，并有足够的时间变卖大部分的资产。

他在行政院发表辞职讲话时，说了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话：“目前的情况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当前的经济危机是8年抗战和一年表面上的和平期间因极不平衡的预算而累积造成的后果。投机活动又部分加重了危机的程度。”

1947年秋，陈氏兄弟完成了他们受命所做的调查。他们递交了一份长达1.5万字的报告，指责子文“对外国资金处理不当”。报告指出，一些享有特权的公司花费资金和供应品“并非是为了进口用于重新建设所需的物资”。报告中所指的那些特权集团包括宋子文及其中国开发金融公司、宋子良的孚中贸易公司以及孔令侃的扬子发展公司。子文被勒令辞职、卷起铺盖去了广东之后，调查人员发现，中国储备的硬通货和金条——包括子文担任财政部部长时期人们一直认为储存在国库中的9亿美元现金和600万盎司黄金有将近一半不明去向。

它们哪里去了呢？

得梅因市《纪事报》的发行人加德纳·考尔斯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二战”结束后他曾访问过中国。回国后他写了一篇报道，于1947年9月发表。

在上海的一场晚宴中，一位对现政府不满的人对我说：“除非推倒宋家人，不然中国永远也好不了。他们在华盛顿、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各大银行的私人账户上有超过10亿美元的存款。”他离开后不久，中国银行的一个高管对我说：“别信这些屁话，他们家的存款不超过8亿美元。”

此时此刻，孔祥熙远在美国，宋子文被贬广东，毛泽东的军队则以破竹之势横扫华北。在这样的形势下，委员长仍然试图维护政府的脸面。面对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平静，他毅然决定发行金圆券。再三延迟之后，新版货币的发行日期被定在了1948年8月19日。所有旧版钞票连同黄金、白银和各种外币都要在9月30日前上交政府。为了确保这项工作顺利进行，蒋介石派他的儿子蒋经国跟新任财政部部长俞鸿钧一起负责新版货币的发行事宜。

委员长给蒋经国下达特别指示，让他首先把上海“打扫干净”。很显然，他想让大家都知道他蒋介石又回到上海了。蒋经国受命清理孔氏家族的所有痕迹，清除仍留在上海的“孔派余孽”。在这次行动中，蒋经国将撵走所有的腐败分子（青帮分子除外），关闭黑市，把那些肆无忌惮的投机者投入大牢，并协助对上海黑社会进行经济“改革”。这项任务有点离谱。蒋经国似乎希望不折不扣地执行父亲的命令，他对各种腐败行为、黑市商人和货币投机者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在大街小巷到处安排莫斯科式的安全干部，一旦发现，就地展开审讯，在路边执行死刑。不过，蒋经国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个错误，他逮捕了股票经纪人杜维屏。这位年轻的经纪人被控在货币改革前抛售了3 000万股股票——很显然，他的父亲杜月笙事先向他透露了消息。

杜月笙这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儿子在极短的时间内便接受了蒋经国的审讯，在大家还不知道他被捕的情况下便被判了刑。蒋经国对小杜的处罚相对较轻，只判了他8个月的徒刑，判罪原因却并不是他非法获取货币改革的信息，而是他没有按照规则在正规交易所抛售股票。不过他没有服刑，因为如果服刑的话，对他父亲来说有点儿“欺人太甚”了。然而，他的被捕、受审和定罪却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时代已经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