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黑帮大佬（第7/10页）

休斯争辩道：“印度处于那些自认为具有优越感的白种人的统治之下，这些人只把鸦片卖给本地人和当地的中国人。白种人不允许注册登记吸食鸦片。在他们眼里，他们是在向低劣民族出售毒药。”然而她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垄断处于官员们的控制之中，这意味着把毒害自己国人的行为合法化了！中国的事情无法跟印度相提并论，并且印度的鸦片垄断实行起来就像消费税征收局一样，毫不遮掩，鸦片税收占到全国年度总收入的23%。政府并没有假装只是在短时期内实行这种垄断，而蒋介石却早已宣布在中国设定一个时限。如果这其中的收入巨大，那么谁能保证鸦片垄断不会无限期地实行下去呢？她指出，被授权印制和发行货币的4家银行中的一个，即中国农民银行，全靠着鸦片收入的资金和蒋介石的支持存活下去，人们怎么会完全相信这些事情呢？

杜月笙两眼好奇地打量着她。很显然，看到她如此毫无顾忌地揭穿了南京国民政府试图掩盖的一个事实，杜月笙感到非常吃惊，也觉得很有趣。他问休斯，她们在日内瓦是否也谈论过此事。休斯回答说，中国农民银行资金来源和管理情况目前似乎还没有透露到国外。

听完此言，杜月笙便开始为委员长辩护。杜月笙说，蒋委员长曾经很认真地试图动用军方力量根除鸦片生产，结果却遭到“贫苦农民”的武装抵抗，他们“担心挨饿”，所以才会保护自己种植的珍贵作物。蒋委员长最终接受“劝告”，采取垄断的方式逐步减少鸦片产量，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杜月笙坚持认为，蒋委员长的出发点是好的。

“我指出，可以肯定杜先生会同意我的看法：贫苦农民一辈子挣的钱也买不来一挺机关枪。据我所知，武装抵抗发生在富有的地主们农场的外围地区。这些人武装并训练他们手下的雇农。”

杜月笙只是披露了一些关于他是如何用威吓手段迫使蒋介石与青帮平分鸦片垄断的情况。这种事从杜月笙口中说出来可谓是不同寻常，可以说他也是无意中说出来的。实际上，杜月笙不习惯接受别人的采访，更不用说面对的是一位头脑灵活又熟悉情况的年轻欧洲女士了。通常情况下，他一直避免与任何调查人员接触，也从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盘问。他虽然表现笨拙，并且似乎有点不太适应，但还是接受了此次采访，是因为他在那段时间里一直试图洗白自己的公众形象。

休斯意识到自己正在占据主动地位，便继续发动进攻。她肯定了中国在鸦片垄断方面取得的成就，认为中国的鸦片垄断组织比政府实行的任何其他的制度都要好，因为出钱资助并负责销售的是上海滩能力最强的那些大商人——银行家和鸦片商。这话略带奉承之词，却又另有所指。

我非常欣赏鸦片商人所做的一切努力，不过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把精力用在组织中国的丝绸、茶叶、锡、钨、桐油出口上面。那样做也许会看起来更爱国一些。我对他们配合蒋介石的禁烟计划持怀疑态度，并且蒋介石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没有能力强迫他们这么做。

杜月笙停顿了一下，拿起一把金色的小茶壶，对着壶嘴喝了几口茶。茶壶盖用一条小金链子紧紧拴在壶身上，壶嘴又细又弯，壶嘴塞不进去任何东西。休斯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他是担心有人下毒才会用这样的茶壶。

我对他说，当初委员长任命这位“鸦片沙皇”担任上海禁烟局局长时，整个日内瓦一片哗然！听了这话，杜月笙的脸色掠过一丝转瞬即逝的微笑，这使他显得有了一点儿人情味。他本人也一定会觉得这是个天大的笑话。

我接着说道，关于蒋介石的禁烟运动，一些人持悲观态度，认为这不过是走走过场。他的第一个财务报告被日内瓦的专家们撕得粉碎。专家们把中国吸毒者的数量乘以他们每天的鸦片配额，再乘以每盎司鸦片的价格，最后确凿无疑地证明中国的鸦片收入是政府公布数字的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