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争权夺利

1924年5月15日，《纽约时报》发布了孙文去世的消息。实际上他并没有离世，此时的他正在计划前往北京，去跟当时控制这座北方都城的军阀商谈合作事宜，以免爆发战争。

控制华北地区的军阀派系已经被“基督将军”冯玉祥给赶走了。冯玉祥表示，他已经准备好让孙文来北京就任中国大总统，而不仅仅是在广州当个非常大总统。就是在这种妥协的气氛下，孙文受邀前往北京“就成立新政府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不过是私下谈判的一种委婉说法。

冯玉祥是个潘乔·比利亚[1]式的人物，他曾用消防水枪给他的部队进行基督教施洗仪式。虽然他本人不识字，但他强迫手下的战士们每天晚上要学一个新汉字，不然不给晚饭吃。他到处夸耀，说他教导战士们做人们的仆人。在道德行为方面，他也以身作则，给战士们做出了榜样。但与此同时，他参与了各种阴谋、宫廷政变和地盘之争，逐渐成了一个表里不一的阴谋老手。1924年，厌倦了这种无休无止斗争的冯玉祥自己占领了北京城，然后转向苏联请求援助。莫斯科此时虽然已经在支持华南的国民党，准备帮助孙文发动北伐战争，但克里姆林宫还是决定同时支持冯玉祥。随后，苏联教官和顾问们以及大量军火和其他援助开始抵达北京城。

冯玉祥十分清楚国民党的实力在日益壮大，孙文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普遍欢迎，与他联合有很多好处。1925年年初，冯玉祥与鲍罗廷举行了“多次漫长而成功的会谈”，最终达成了协议，接下来怎么做就要看孙文的了。

但此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1924年11月12日，孙文已经58岁。他的消化系统不好，因此不能沾酒。离开广州之前，为了以防万一，他把事情都进行了妥帖的安排。政府中的重要职位都安排了他的主要助手们担任。为了让上海那些支持国民党的心烦意乱的保守派们放心，他任命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的胡汉民担任“副大元帅”。

11月17日，在庆龄、鲍罗廷和18名国民党官员的陪同下，孙文在上海登上了一艘日本轮船前往北京。他们到达的第一站是神户。在日本，孙氏夫妇受到了公众的热烈欢迎，但官方的反应很冷淡。看到孙文与苏联人交好，日本人很不高兴，因此日本政府对他的到来不予理会。在神户一所学校发表纪念演说时，孙文对此提出了温和的批评：“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日本将成为西方文明之鹰，还是东方力量之塔，这是摆在日本民众面前的选择。”

1924年12月4日，两手空空但满怀热情的孙文抵达天津。在与东北军阀进行私下会谈时，由于身体剧痛，他倒下了。庆龄在他的病榻旁照看了三周。12月31日，一辆专列拉着孙文急驰北京。在北京车站，他受到10万支持者的欢迎，由于病情的原因，他没有发表演说。1925年1月26日，他住进了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经专家诊断，他患的是肝癌，并且已经无法进行医治。随后，他搬进了曾代表中国参加凡尔赛和谈的外交官顾维钧的一栋宽敞的公馆里养病。

孙文患上不治之症的消息传出之后，平日里与他亲近的那些同僚们都匆匆赶到他的身边。由于在南部都城的根基还不牢靠，他的三个最重要的助手——右派胡汉民、“左”派廖仲恺和军方的蒋介石则继续留在广州。

在黄埔军校，蒋介石把学员们都集合起来，传达孙文生病的消息：

我们的大元帅现在在北京患了重病，还没有康复。他病得很严重，可能已经治不好了。他为什么患病了呢？因为数十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中国革命，却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能够把他的计划付诸实施，所以他得了癌症。我们是大元帅最靠得住的部队，我们知道他得了重病，国家的命运处于危机之中，人们正在遭受苦难——我们必须继续进行艰苦的斗争，拯救国家和人民，只有这样才能医好药物已经无法医治的大元帅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