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埋下祸根（第3/11页）

1919年5月4日，也就是《凡尔赛合约》签订6天之后，消息传回了北京，并通过电报传遍全国。愤怒的学生发起了抗议，他们把目标对准了那些因与日本人勾结而臭名昭著的中国官员。在北京，一位官员的住宅被烧成了废墟，另一位则被痛打了一顿。第二天上午，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各地教师、记者、自由职业者和一些商人都起来支持学生，抗议示威活动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并遭到警察的残酷镇压。有所警觉的日本政府向上海等中国沿海城市的租界派出海军部队，威胁游行示威的中国人。在北京，支持学生运动的北大校长被迫辞职，其他1 000多人被捕。上海有6 000多名工人举行了罢工，直到北京政府同意解除亲日派部长们的职务，并释放了被捕学生。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妥协并没有让学生和知识分子们感到满意，但商人们很满意，第二天便开始照常营业。对商人来说，这样就已经足够了，而学生们的反抗才刚刚开始。于是，在那些希望继续反抗下去和那些希望享受既得利益的人们之间便出现了一道分界线。

“五四运动”反抗的不仅是外国列强，还有国内那些勾结外国的反动势力。这是中国革命中出现的新元素，让商人们和秘密会社感到坐立不安。大上海的资本家们住在外国租界及其周边的别墅里，既安全又舒适，在他们看来，革命已经走上了邪路，已经开始危及他们的生活及其对中国经济的控制。

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是温和的知识分子陈独秀。陈独秀当时担任北京大学（即毛泽东曾工作过的那座图书馆所在的学校）文学院院长。在北大任教的两年间，陈独秀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先锋队的领袖人物。他通过一份名为《每周评论》的杂志传播革命“左”翼的最新思想。为了尽可能争取更多的读者，其中的文章都是用白话文写就。“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他到处分发宣传册，谴责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为此被捕入狱三个月，惨遭酷刑的折磨。获释后，陈独秀辞去大学里的职务，去了上海。1919年秋，在他身边聚集了一群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俄国的十月革命引起了中国的学生和中产阶级的密切关注，不过二者关注的目的却截然相反。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一种对政治持怀疑态度的紧张情绪弥漫在世界各地：四处散播着对共产主义“阴谋”的恐惧情绪，各种各样的狂热分子掌握了大权，三K党的势力也得到快速发展，犹太人一概被认为是“共产党人”，“劳动者”也变成了一个肮脏的字眼。

在上海，陈独秀和身边的那群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认定马克思列宁主义非常适合中国当下的国情，下一步工作就是成立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他们是在参加讨论的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1]的引导下得出了这一结论。在陈独秀以前的大学同事和学生们的帮助下，全国各地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小组。在湖南省的省会长沙，学习小组的组织者是年轻的毛泽东。

1921年7月中旬，正是上海最热的时候，黄浦江上一丝风都没有，整个城市被热浪包围。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有13个人偷偷地聚集在博爱女子中学一间密不透风的教室里。这所学校位于望志路一所粉色砖结构别墅内。由于暑期放假，学校的大门已被锁上。这些人是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毛泽东便是其中之一。不过，他们当中一个农民或工人都没有。在将近两周的时间里，代表们讨论了如何制定党纲的问题。共产国际派来的两位俄国特使听着这些中国人那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发言，变得越来越不耐烦。

后来，有人发现学校的黑漆大门外出现了一个可疑的陌生人，只得匆匆休会。这次不期而至的来访引起了代表们足够的警惕，他们便把会议地点转移到了城外不远的一处旅游胜地——南湖。代表们登上一条画舫之后，继续开会。他们一边钓鱼、吃饭，一边讨论着党纲和决议。在这次“漂在水面上”的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