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4/11页）

张山林站了起来，大辫子一甩，抖了抖马褂，斜眼盯着潘掌柜和庄虎臣大声说：“没事儿，大爷我今儿个高兴，就是想听个响儿，抖落抖落晦气，让那些不仁不义的人瞧瞧，大爷我活的滋润着呢，伙计，这些碟碗瓢盆的算在我账上，不就是几个银子嘛，幼林，咱们走！”

叔侄俩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摇大摆地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张幼林站住了，他往潘掌柜那桌一指：“伙计，那桌客人是我们张家的世交，他们饭钱记在我账上，这顿饭算我的！”张山林大笑起来：“行啊，大侄子，没瞧出来，你小子还真是个爷啦！”

叔侄俩扬长而去，杨宪基站在“金丰阁”雅间的门口，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见识了张幼林。

那是个阳春三月乍暖还寒的日子，阳光灿烂，伊万穿着一件中式长袍，戴着顶瓜皮小帽在琉璃厂闲逛。他喜爱这里的氛围，喜爱这里的店铺，甚至觉得琉璃厂简直就是古老的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

伊万对中国文化的启蒙得益于法国传教士莫里斯?比肖神父，这还得从伊万的父亲说起。他父亲本来是要继承公爵的爵位的，但在圣彼得堡大学读书的时候，受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拉甫洛夫等当时走红的民粹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加入了圣彼得堡大学著名的“柴科夫斯基小组”，成为“民粹派”的一员。“民粹派”的意思就是“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人”，伊万的父亲和许多与他出身一样的青年贵族知识分子自觉放弃了优越的物质生活，主动到俄国广袤、落后的农村去帮助农民兄弟摆脱苦难。他们这种超出常态的行为触怒了沙皇，进而遭到了逮捕。出狱后，伊万的父亲参与了1881年3月1日在冬宫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侥幸摆脱了追捕，带着十一岁的伊万逃出了圣彼得堡。

伊万和父亲一起在欧洲度过了一段浪迹天涯又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父亲染上重病，客死在法国西南部位于加龙河下游的一家小旅馆里。在这家小旅馆，伊万遇见了刚从遥远的中国传教归来的莫里斯?比肖神父，莫里斯神父是位热心肠的慈祥老人，他帮助伊万安葬了父亲，并收留了他，带他来到了波尔多的教区，也使伊万接触到了中国文化。又过了些日子，追捕的风头已经过去了，伊万的亲戚辗转找到他，通知他回圣彼得堡继承爵位和家产。这时伊万已经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回到阔别八年的祖国，接受完高等教育，料理了家事，便不远万里，只身来到中国。

此时伊万来到了松竹斋的大门外，他抬头仔细琢磨着门檐上高悬着的长方形黑底金字匾额，嘴里振振有词儿地念着：“松、竹、斋！”

松竹斋里，林满江正在整理货架子上的宣纸，他看见伊万，赶紧迎出来：“哟，伊万先生，今儿您怎么这么闲呀？”

“今儿我休息，瞧天儿不错，出来转悠转悠。”

“嘿！您的北京话越说越地道了，要是不看模样只听声音，还真不知道您是外国人，您里边请。”林满江让进了伊万。

伊万在铺子里逛了一圈儿，坐到椅子上，林满江给伊万倒上茶，俩人聊上了。

伊万端起茶碗：“林大伙计，你们琉璃厂这些铺子的名字都挺有意思，什么‘翰文斋’、‘来薰阁’、‘博古斋’……”

“伊万先生，那叫字号。”林满江纠正着。

“字号？”伊万沉思了一下，掏出了随身带着的小本子和一支笔，“林先生，您给我讲讲，什么叫‘字号’？”

“得，您又来了，上回您拿这小本儿，我说一句您记一句，我足足给您讲了两个时辰，耽误了我多少事儿啊？您还真听出甜头儿来了，这回我可不能白讲了。”林满江摇着脑袋说。

“赶明儿我请您去同和居吃饭。”伊万诚恳地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