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苏联人民和斯大林，1945（第4/24页）

战后的苏联人民渴望和平与稳定。在苏联的城市和农村，人们普遍厌倦战争和军人的价值观。20世纪30年代后期曾经激励过年轻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那种沙文主义和浪漫的爱国主义不见了。与此同时，患有恐外症的文化与有关受到敌对势力包围的斯大林主义神话，在群众中依然根深蒂固。普通公民往往会相信官方的宣传，认为当前的生活之所以没有得到改善，战争的结果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原因在于西方盟国。最重要的是，要想把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就已经开始的“悄悄的去斯大林化”继续下去，苏联人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这样的习惯。他们中有许多人对伟大领袖斯大林的敬畏要比以往更甚。特别是俄罗斯人，他们未能把自己在战争期间表现出的惊人的国家意识，转变为一种关于个体自尊和公民自主行动的文化。对俄罗斯社会中的许多人来说，二战的胜利与大国观念、集体荣耀以及对死者的仪式化的悼念活动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当冷战开始的时候，民众的这些情绪就可以为斯大林所用。它们有助于他推行自己的对外政策并在国内消除潜在的不满与异议。

“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诱惑

苏联的精英们觉得，这场胜利是他们共同奋斗的结果，而不只是由于斯大林的领导。1945年5月24日，在为红军指挥官举行的盛大宴会上，这种情绪可以说十分明显，而斯大林似乎也默认了。内务部特工和战时游击运动的组织者巴维尔·苏多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回忆说：“他看着我们这些年轻的将军，就像是他抚养大的一代，像是他的孩子和他的继承人。”斯大林会不会像他在战争中学会去依靠他们那样，同意与这个新的统治阶层（这些由党任命的高级干部）一起去治理国家呢？

与此同时，这场胜利以及苏联向欧洲心脏地带史无前例的推进，也使得精英们与斯大林之间的纽带变得更加牢固。米高扬回想起自己因战时在斯大林周围再次出现的同志般的合作关系而感到的喜悦。他当时相信，不会再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种血腥的清洗了。他回忆说，那些与斯大林一起共事的人，“又一次”对他有了好感并信任他的判断力了。军界、政界和经济界的其他许多官员也有同样的感觉。作为军政官员中的多数，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化的人，不仅把斯大林当作战争领袖，也把他当作国家领袖来尊崇。在战争期间，“大国”（derzhava）这个字眼进入了官方的词汇。电影和小说颂扬那些面对内忧外患建立了强大的俄罗斯国家的俄罗斯大公和沙皇。就在同一次宴会上，苏多普拉托夫写道，斯大林提议“为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干杯。斯大林赞扬了俄罗斯人对其政权的无与伦比的坚忍与忠诚。俄罗斯人用他们“清醒的头脑、坚定与忍耐”做出了伟大的牺牲，因而成为“确保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胜利的决定力量”。所以，斯大林首先提拔的不是所有苏联官员，而是俄罗斯人。

当时在苏联新的边境地区，尤其是波罗的海地区和乌克兰，开展了俄罗斯化运动。这不仅意味着文化上的压力，实际上，还有几十万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和西乌克兰人被强制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数万名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和讲俄语的东乌克兰的移民占据了他们的房屋。秘密警察以及卷土重来的、牧首由国家控制的东正教，采取措施争夺信奉天主教的边境地区以及乌克兰的服从教皇权威、受梵蒂冈控制的东仪天主教的牧区。

俄罗斯人取代非俄罗斯人，尤其是犹太人，被提拔进国家机器中最关键最敏感的部门。在战争期间，斯大林的统治机器发现，就如同尤里·斯列兹金（Yuri Slezkine）说的那样，“作为苏联民族之一的犹太人，现在成了一个异族族群”，他们在国外的亲属太多。这也就意味着，以犹太人居多的苏联知识分子，“并不是真正的俄罗斯人，因而也不完全是苏联人”。甚至在苏军在波兰发现纳粹的灭绝营之前，苏联主管宣传的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Alexander Scherbakov）就按照斯大林的命令，发动了一场秘密的运动，为的是从党和政府中“清除”犹太人。犹太人在战争中的英勇事迹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骇人听闻的证据，都被禁止公开。许多苏联公民都开始把犹太人看作懦夫，向后撤退时跑在最前面，到前线去就落在最后面。由于得到了官方的怂恿和支持，基层的反犹情绪便像火一般蔓延开来。战后对国家机器中犹太人的有计划的清洗，迅速蔓延至整个苏联的公共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