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中国之行（第2/4页）

这场战役，日本人习称“诺门罕事件”，外蒙称为“哈拉哈河战役”。事件是1939年春夏之交由日军在靠近诺门罕的“满”蒙边境挑起的。关东军投入近六万兵力，结果在以苏军机械化部队为主力的苏蒙联军排山倒海的反击下一败涂地，死伤和失踪近两万之众，第23师团全军覆灭。此后关东军不得不收敛进攻苏联的野心。早在上小学的时候，村上就在一本历史书中看过诺门罕战役的照片。不知为什么，自那以来，那一战役的场景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后来受聘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驻校作家期间，他在学校图书馆里意外见到了不少关于诺门罕战役的英日文图书。翻阅之间，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一直为那场战役所强烈吸引的原因：“那大概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那场战役的始末‘实在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了。”何为日本式、日本人式呢？在村上看来，就是几乎没有人对无数士兵在“日本这个封闭组织中被作为无名消耗品”谋杀掉负责任，甚至吸取教训都无从谈起。即使战后的今天，“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我们至今仍在许多社会层面上作为无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杀这一疑问中彻底挣脱出来。我们相信自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在日本这个和平的‘民主国家’中得到了保证。但果真如此吗？剥去一层表皮，其中一脉相承地呼吸和跳动着的难道不仍是和过去相同的那个封闭的国家组织或其理念吗？我在阅读许多关于诺门罕战役的书的过程中，持续感觉到的或许就是这种恐惧——五十五年前那场小战争距我们不是并没有多远吗？我们怀抱着的某种令人窒息的封闭性总有一天会以不可遏止的强大势头将其过剩的压力朝某处喷发出去，不是吗？”与此同时，村上意识到那场“奇妙而残酷”的战役正是自己寻求的题材，决心将那场战役作为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的一个纵向主轴。“我一边看书，一边把自己带往1939年的蒙古草原。我听到了炮声，肌肤感受到了掠过沙漠的风。”他在《奇鸟行状录》第一部中以64页篇幅（原文）写了同诺门罕战役相关的情节。写完第二部后，《马可·波罗》杂志问他能否实际跑一趟，“那是我早就想去的地方，一口答应下来”。

很明显，村上中国之行或中蒙之行的目的，就在于亲眼看一看作为《奇鸟行状录》题材之一的诺门罕战场。

关于《奇鸟行状录》，这部分为上中下三部、译成中文有五十万字的超长篇小说，对于村上春树可以说是划时代的标志性作品，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称之为“也许是他创作生涯中最伟大的作品”。这部作品无疑是他创作道路的转折点。如村上自己所说，他诸多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主人公总在寻找什么，而《奇鸟行状录》同以前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主人公积极主动地期盼寻找并为此进行战斗”。《奇鸟行状录》通篇贯穿着这种积极性或战斗性，而其战斗性的指向就是寻找和发掘被日本官方掩盖了的另一种历史，即充满邪恶和暴力的历史。而要寻找邪恶和暴力的源头，势必追溯日本对中国大陆的侵略及其犯下的种种暴行。《奇鸟行状录》从寻找冈田亨夫妇丢失的一只庞物猫开始，很快将读者带往蒙古草原和血肉横飞的诺门罕战场。并通过滨野军曹之口点出了南京大屠杀：“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我们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推下井去，再从上边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如果说，《奇鸟行状录》的主题是探索和求证当今日本暴力的传承和渊源，那么那场“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而又被蓄意掩饰的诺门罕战役无疑是一个典型教案。可以说，村上的笔触在这里已触及日本历史最黑暗、最隐秘的部位和当今日本症结的源头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