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革命（第2/4页）

货物崇拜（Cargo Cults）等落后民族的行为，常伴随观察者所谓的歇斯底里与疯狂状态出现。无疑，某些环境可以引发这些反应，但我们无法说这些不是自发的举动……顺道一提，从社会学来看，这些举动实际上唯一可以带来的救赎，是精神上的安慰。[72]

但需要心理学家来解释的，不是“落后民族”的仪式，而是这种自鸣得意的欧洲传统论调。毕竟，对于中世纪的嘉年华暴徒来说，被殖民者叛逆的舞蹈仪式并不奇怪。附带一提，十六世纪德国的再洗礼派教徒（anabaptist）本来能在明斯特街上得意洋洋地跳舞，后来却被“正宗的”新教徒制止。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西方人对革命概念的认知有极大的转变。中世纪欧洲的农民，就跟十九世纪全球的被殖民者一样，认为革命是一种骤然巨变，从社会底层发起，目标是废除可恨的阶级，“把世界颠倒过来”。宗教改革后，欧洲专制君主拥有庞大的军队和警察机关，发动革命变成非常吃力的工作，需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时间。同样地，任何人要发动战争，则需要有纪律的士兵与战前规划。

历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认为，到了近现代，革命要成功，起事者得具备精进、专注、自制等性格，就如加尔文不断灌输的教诲。一些西方成功的革命者显然就符合这些条件，比如先前提过的英国革命领袖克伦威尔。他本身就是加尔文教徒，治军严格，一再地申斥士兵不可贪图玩乐。雅各宾党的领袖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讨厌集会时没有秩序，尤其是吵吵闹闹的人群，但这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实在很难避免。[73]他的革命伙伴路易·德·圣茹斯特（Louis de Saint-Just）说到，理想的革命家一定要符合清教徒的标准，“择善固执、体察人心、节俭单纯、重荣誉、保持清醒，不可感情用事”。[74]

加尔文式的革命精神强化了西方人对于被压迫者与被殖民者狂热仪式的厌恶。这当中还有许多面向。通过拘谨、强调军事化的西方革命精神，二十世纪中期几次反殖民运动因而成功。不过这种精神却可能使领导者走向独裁，他们害怕无秩序或非理性行为，一步一步成为暴君。我们可以从效益主义的角度来说明狂热仪式在西方革命中的重要性。就功能上来说，这些仪式成功地使参与者产生强烈的团结感受（许多文献都证明这一点），政治行动要有效果，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让众人团结一致。就算参加者怀抱的是“幻想”，或只是出于“狂热”，都能加强运动的效果。借由伏都附身仪式，农工与神合而为一，卖菜的女人另一个身份是女祭司，他们都是可怕的对手。

如果西方人认为狂热仪式只是无关紧要的消遣，与“国家大事”无关，那么白人统治者何苦处心积虑地打压这些活动呢？唯一的解释就是，白人统治者自己是“非理性的”。殖民事业长久以来的共同特征，正是这种“白色歇斯底里症”，只要有他们的地方，当地各种大小宗教和神秘活动就会被严厉地打压。在非洲，只要是“异教”、“过于热情”、“具有非洲风格”的宗教活动，殖民政权一概禁止。首位争取独立的非洲基督领袖是刚果女性唐娜·碧翠斯（Donna Bea-trice），但在1706年被比利时人活活烧死。[75]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比利时人判处另一位争取独立的非洲先知西蒙·金布古（Simon Kim-bangu）终身监禁。英国人则是骚扰非洲的守望台组织（Watchtower movement），因为该组织的成员会在夜晚打鼓、吟唱与说方言。[76]在美洲，十八世纪末，特立尼达的英国总督开始调查欧毕教，相关人士都被烧死、吊死或割掉耳鼻。[77]拿破仑指示海地当局，一定要根除伏都教；[78]葡萄牙的殖民政府骚扰并压迫坎东布雷教徒。[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