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之舞

我们在之前的章节提到中世纪的嘉年华如何以“变装仪式”来嘲弄当权者，例如扮演蠢蛋王、恶搞弥撒仪式或装扮成教士和修女跳舞。历史学家认为，这样粗鲁的嘲讽，点出了嘉年华在政治上的双重性，它究竟是在挑战现况［14］，还是只是抒发不满的安全阀呢？像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说的：“它是一种规模有限、受欢迎的发泄方式，但如同革命性的艺术作品一样，仅能引起风潮，却发挥不了太大的效应。”[15]支持“安全阀”观点的人，常引用巴黎神学院（Paris School of Theology）1444年的公告，主张庆典活动是必要的：

每年都要装疯卖傻一下，尽情地发泄，那是我们的第二个本性，深植于内心中。酒桶如果不偶尔打开让空气流通也会爆开。我们所有人就像胡乱摆在一起的酒桶，如果内心一直处于虔诚与畏惧上帝的发酵状态，那么桶内的美酒终有一天会爆开。我们必须让它透透气，才不会坏了它。[16]

许多欧洲人都认为，从古至今，嘉年华或节庆活动都是发挥类似的功能。1738年一本英文杂志中，有人提到，在任何欢乐时光或夜晚，让人们在草原上跳舞，不应只是偶尔的法外开恩，而应该要多多鼓励：“给擅长吉格舞（Jig）和角笛舞（Hornpipe）的女仆一点奖励，她们就会带着愉悦和感恩的心情乖乖回到主人身边，继续每日劳动。”[17]

就功能上来说，嘉年华究竟是挑战当局的集会，抑或是社会控制的手段，恐怕没有普遍的答案。人们装扮成蠢蛋王和教士时，是当成无伤大雅的恶作剧，还是想威胁权威，我们无从得知，但以现代的角度来看，嘉年华确实逐渐与政治扯上边。中世纪之后，从十六世纪起（也就是近代史的初期），群众从事武装叛乱时会戴上面具，并以喧闹的传统庆典为掩护。同时，也许是史上第一次，人民看到了阶级反转的希望，不只是短短数小时，而是长久的改变。例如1548年法国的抗税运动，起义农民兵的组织方式，是参照教区与圣人日游行的顺序。[18]1579年圣布雷瑟日（St.Blaise's Day）当天，罗马与法国低下阶层所选出来的嘉年华之王，实际上就是他们的政治领袖。当时有保守人士语带警告：“他们不是为了节日而选出领袖……真正的原因，他们说是要解救人民。”[19]与此相关的，还有十六世纪早期英格兰的传奇人物，劫富济贫的侠盗罗宾汉，类似的人物开始在每年夏季的庆典活动中扮演蠢蛋王的角色。[20]

十六世纪社会变动剧烈，传统庆典的危险性因而升高。欧洲人口攀升，乡下居民被迫离开家园，挤进步调快速又混乱的城市。对运气好的人来说，这是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家、学者、工匠和探险家（大部分都是男性）能不受封建传统的束缚，因而偶尔开创一番天地。但每个伊拉斯谟或达·芬奇的背后，都有上千个身世飘零的农夫。十六世纪的人的确获得了更多自由，但在一个物价上扬、工资下跌的世界，却只能落得穷苦无依。这些无处安身立命的人三五成群，在乡下四处游荡、乞讨或偷窃。到了城市，他们就形成新的底层阶级，变成妓女、工人或罪犯。想象一下1600年的伦敦，整个城市各行各业加起来二十五万名绝望的人，参与一场连续七天的嘉年华，扒手和有钱人同时在街上狂欢，这样能不发生暴动吗？

从十六世纪开始，狂欢之士对当权者的嘲讽，在形式上越来越没杀伤力，却逐渐威胁到社会精英的身家财产。1511年四旬节前夕，意大利乌迪内（Udine）的嘉年华变成一场暴动，最后有超过二十个宫殿被洗劫，五十五个贵族和仆人被杀。[21]两年后六月庆典期间，在瑞士首都伯尔尼，上百个农夫趁着游行活动到处抢劫。[22]1529年的忏悔星期二（Shrove Tuesday），一群武装男性在瑞士巴塞尔横行作乱。[23]当时人们记载最为详尽的，是1580年罗马的嘉年华暴动，叛乱人士为了表达诉求，带着刀、扫帚、割麦的镰刀在街上跳舞。当地一位贵族是暴民的目标，他记载着：“他们在城市的各个街道上跳舞……这些动作没别的用意，只是要昭告天下，他们想杀了所有人。”[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