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4/10页）

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表明，现代革命往往会自食其果。如果说法国大革命带给布尔什维克灵感，那么西方自由主义则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提供了思想和言论支持。与之前的俄罗斯领导人一样，戈尔巴乔夫向西方寻求解决国家问题的答案，这就表明苏联无法在经济、社会和军事方面与西方竞争。自18世纪彼得大帝统治以来，俄罗斯精英一直试图采用西方模式来赶上西方。而这些模式一次又一次地与俄罗斯社会和非西化的民众产生冲突。俄罗斯一些精英不断试图通过军事政变如1825年12月卫兵策划的政变，自由改革如19世纪下半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发起的改革，或流血革命如1917年列宁领导的革命，来寻求改变。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最后一次试图模仿西方并赶上西方的努力。

同他的前辈一样，戈尔巴乔夫没有想过他生在一个帝国，并统治着这个帝国。他试图中央集权，扫清中亚共和国的腐败，引入一批新的俄罗斯管理者，包括叶利钦和他曾经的导师根纳季·科尔宾，但这只会使得共和国精英们对他敬而远之，引发几十年来第一次反对莫斯科的暴乱。戈尔巴乔夫还进行对外开放，让党接受媒体批评，强迫共产党精英在竞选中赢得当政的权利。这些措施进一步把共和国领导人及其幕僚越推越远。当俄罗斯地区和非俄罗斯的共和国精英面临民族主义叛乱和民主对其权力的挑战时，他们越发依赖投票箱，不再依赖克里姆林宫的最高领导人。他们挑战莫斯科的统治，要求自治、要求独立也只是时间问题了。当精英反对他，民族主义者和自由知识分子要求更多的自由时，戈尔巴乔夫很快就发现他只能依赖军队了。在苏联最后的年月里，据称在总司令不知情的情况下，军队屡次在多个共和国中出现。1991年3月，军队开进莫斯科街头，恐吓叶利钦及其支持者。

直到8月政变，戈尔巴乔夫不仅担任苏联总统，还是共产党总书记，这让人们很难将苏联共产党覆灭和苏联垮台区分开来。有人认为苏共像胶水一样把各共和国粘在一起，苏共被查禁之后，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联盟凝聚在一起了。实际上，到了8月政变之时，苏联共产党已经无法再起到凝聚作用了，因为各共和国的领导人纷纷成为各共和国议会领导人，有些领导人还成为总统，不再向莫斯科负责。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总统的共产党领袖，如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卡里莫夫，现在不是推动共和国独立，就是推动对苏联进行邦联制重组。

叶利钦对苏联共产党的禁令并没有切断连接莫斯科与各共和国之间的纽带，因为共产党在苏联军队和克格勃之外已经不再重要，这场禁令却引发前共产党精英的反叛，他们认为这是莫斯科针对他们进行的一场新政变。在查禁共产党之后，一方面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进行谈判，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人的协商依然继续，此时谈判所遵循的既定轨迹与共产党或其统治机构做出的决定再无任何关联。共产党在俄罗斯被禁之前，戈尔巴乔夫早就设法把共产党赶出了最高权力的舞台——因为共产党主要由克格勃和军队高层领导，所以很容易成为政变的靶子和替罪羊。

戈尔巴乔夫在公开声明和后来的回忆录中，几乎把自己刻画成苏联的捍卫者。他声称签署联盟协议是拯救苏联的唯一途径，而他的对手们不仅想逮捕他，还想毁掉苏联。这种说法对，但不全对。莫斯科真正的斗争并不是支持或反对既有苏联，而是在两种关于苏联未来的设想之间存在分歧。政变之后，戈尔巴乔夫拒绝了叶利钦顾问提出的将苏联转变成一个邦联制国家的想法。

戈尔巴乔夫在形式上不得不接受叶利钦提出的邦联制作为未来对苏联命运谈判的基础，但是实际上，直到《别洛韦日协议》签署之前，他一直抵制这一想法，但那时邦联制都为时已晚了。对于苏联未来两种不同的设想，不仅在戈尔巴乔夫阵营和叶利钦阵营之间存在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分界线，就连戈尔巴乔夫自己的阵营都分成了两派。对他们上司试图让共和国领导人签署新联盟协议的做法，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沙赫纳扎罗夫和切尔尼亚耶夫持怀疑态度。苏联最后一位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认为戈尔巴乔夫没有严肃考虑邦联制是他犯的一个大错。沙波什尼科夫在90年代末写道：“如果戈尔巴乔夫当时迎合了邦联想法这个趋势，达成关于中央必须掌管通信、交通、防卫、共同外交政策，以及就共和国其他共同的社会生活和活动达成共识的话，谁会知道我们现在将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家结构之下。”当戈尔巴乔夫在《别洛韦日协议》之后，寻求军队帮助他拯救他的联盟模式时，沙波什尼科夫和其他高级军官都加以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