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上的不速之客（第4/12页）

戈尔巴乔夫企图改革斯大林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模式，不承想却加速了改革的覆灭。经济改革的失败加剧了商品短缺，也使人们更有理由批评党的新旧政策，在和反对派的竞争中，苏共正在失去优势。1989年5月至6月召开了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反对派通过这次会议从政治上组织了起来。波罗的海国家的改革者力争更大的自治权，最终希望获得国家独立，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主要城市热衷改革的人民代表同他们联合了起来。这个联盟的矛头直指苏共机关。

叶利钦毫无悬念地成为俄罗斯反对苏联政体的反对派领导人。俄罗斯的老百姓已经厌倦了戈尔巴乔夫无休止的演说，因为这些演讲结不出看得见的果实。在复兴俄罗斯的民族大旗下，叶利钦凭借出色的政治天赋和才能聚拢了改革中的自由派和俄罗斯劳工运动的领导人，而此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了，留下了空空的货架和不满的人群，这两者都促成了叶利钦的超高人气。1989年3月，莫斯科民众违背了克里姆林宫的意愿，选举叶利钦为人大代表。在随后的一段时间中，他的家乡人又把他送进了俄联邦议会，叶利钦在战胜了两位克里姆林宫推举的候选人后，被选举为议长，他随即退出了苏共。

在1990年7月苏共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当着所有人大代表的面，叶利钦以最公开的方式切断了他和苏共的一切关系。在叶利钦为政党起的新名称——“民主社会主义党”被拒绝后，这位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共产党前大佬发表了公开演说，宣布脱离苏联共产党。叶利钦认为苏联有必要过渡到多党民主制，并且公开宣布，作为俄罗斯议会主席团的领导人，他不会听命于其他任何政党。

做出这个决定对叶利钦来说可不容易，也绝非他的草率之举。他没完没了地修改演说稿的内容，随着脱党演说发表的时间日趋临近，他变得焦虑不安。就在那些晚上，叶利钦对他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老乡，也是他在那时最亲密的顾问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倾吐了他的担忧和疑惑，布尔布利斯说道：“他（叶利钦）不仅为即将发生的事情感到焦虑万分，同时也很担心，不知道他到底被要求做些什么……他并不掩饰自己的想法，而是说：‘但这恰恰抬高了我！’”[8]

戈尔巴乔夫相信叶利钦退出苏共意味着他事业的终结，正如他对自由派顾问安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所说的：“逻辑上讲应该如此。”事实上，叶利钦公开脱党预示着党员不再是象征“卓越”的社会角色了，从而引发了苏共的脱党潮。

这些行为一般都很含蓄：苏共党员只是不再支付党费、参加会议以及执行党所交予的任务。党员的流失使苏共的力量大为削弱。1990年，就是叶利钦退党这年，苏共失去了270万成员，全国党员总数从1920万减少至1650万，因为脱党而直接减少的党员数量是180万。据戈尔巴乔夫事后回忆，在1991年7月1日前的18个月中，共有400多万，即接近总数四分之一的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因为担任反党职位，拒绝服从党的命令，或是拒交党费而被开除出党。[9]

这次退党潮让共产党官员们惊慌失措。1991年1月，苏共中央委员会秘书奥列格·舍宁向加盟共和国和各州共产党书记发出警告：在1990年的脱党人员中有许多是工人和农民，这是令人担忧的信号，因为苏共一直以这些党员为荣。更让人忧心忡忡的是，大批的知识界人士也纷纷脱党。虽然说，工人通常不愿意加入无法给他们带来多少实惠的政党，但是，许多知识分子渴望入党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事业，成功进入管理层，最终挤进党和国家官僚体系的最高阶层——权贵阶层，这一阶层几乎由清一色的党员组成。不仅在管理层如此，在高校和众多资金充裕的研究机构中，职位也和党员身份直接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