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皇权危机之凸显（第3/4页）

再次，是德政观念的削弱与法治观念的出现。儒家提倡道德政治，强调靠统治者个人的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鸦片战争以后，道德政治观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一方面，在西方列强的攻击下，清政府一败再败，道德教化已经无济于事；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文化对中国影响的加深，一些有识之士对西方政治中的法治与民主制度逐步有了认识。早期开明派的代表梁廷彤在他所写的《合省国说》中极力赞扬美国的法治。郭嵩焘系统比较了中西不同的德治与法治，阐明了对这两种政治的看法。他认为，西方重法治，中国讲德治。西方国家由于法律制约，君主不能胡作非为，国家政治也不会因为君主的改变而发生混乱；而中国的道德政治却使国家安危、兴衰系于帝王一人，一旦昏君当政，政治就会混乱，国家也不能稳定发展。他说：“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7]从这一点说，中国的道德政治不如西方国家的法律政治。

最后，是导致了人们对西方民主制的崇尚与改革国内弊政要求的产生。西方对中国政治观念影响最大的，就是民主观念的引进与发展。鸦片战争后不久，魏源撰写《海国图志》，首先对西方民主政体表示向往，开始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难历程。他详细介绍英国的议会制，认为议会制的好处在于能集思广益，对国王有监督权，从而保证了英国政治的健康发展。他还极力称赞美国的共和民主制，认为美国总统的选举既周道又公正。相形之下，由于人心积患，官吏的腐败与无能，中国的政治就存在着种种弊端。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败于西方，并不是武器不行而是国内的政治不上轨道，当务之急乃是改革国内弊政。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虽然洋务派学习西方仅限于物质层面，但也有一些人受到西方民主观念影响，对中国的专制政体开始产生怀疑。甲午战争前夕，由于民族危机的加剧和西方影响的深入，以郑观应、薛福成、王韬、马建忠、冯桂芬等人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在政治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念与主张。他们批评洋务派只求西方洋枪洋炮等表层东西，而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因为国家的强大主要不是取决于军事而是国内的政治，所以洋务派的做法是舍本逐末。郑观应认为，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马建忠认为，西方国家强大的真正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实行了“人人有自立之权”的立宪政体。薛福成也认为西方各国的政治，当以议院为最好；所以中国弊政改革的关键，是“仿泰西之良法”，建立民主议会。早期维新派对于西方国家的民主议会非常推崇，认为只要中国建立民主议会就能转弱为强。郑观应就说，政府要想得民心和使国家强大，就应设立议院。有了议院，昏君就不能为所欲为，官吏也不敢玩忽职守。汤震、陈炽、何启等人甚至主张，中国应该设县、府、省三级议会，议员分别在秀才、举人、进士中选举产生，并规定任期；凡地方兴革，官员须与议员协商，若双方意见不能统一，则由议会表决，少数服从多数。[8]早期维新派提倡民主议会制，虽然在当时不能实行，却是对中国君主专制的一种大胆怀疑和否定。它在一潭死水的封建专制社会中不啻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了思想上的浪花，引起了波动，对当时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变化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标志着近代中国民主主义思潮的开端。

西方的影响不仅冲击了传统的政治文化，孕育了某些现代政治观念，同时也促进了清朝政治制度的分化和新型政治机构的建立。鸦片战争以后，出于同西方国家打交道的需要，清政府不得不增设一系列新的政治机构。主要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