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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埃利希・穆勒活了下来。如今他在鹿特丹，在欧洲最大的深海打捞作业公司之一担任常务董事，已经加入了荷兰籍。在一艘穿城而过的运河平底船上，他颇为爽快地一边用餐，一边给我讲了几乎所有事情。

快结束的时候，他的一句话让我吃惊不小。“告诉我，”他说，“过了这么些年了，我确实想要知道。他们到底去干什么了？”

“难不成你真不知道？”我说。

“只吩咐我们去接应。至于整个事情的目的一个字都没有提过。都是帝国的机密之类的。我们回来以后，那些盖世太保杂种们找上来，明确告诉我们说，不得在任何场合透露任何内容。”

我给他原原本本讲完之后，他说：“就这么完了？”

“这已经是很大的成果了。”

他大摇其头道：“在我们打捞作业这一行里有句话，叫‘不见东西不给钱’。不把船捞上来，就全他妈是白费力。”他摇头用柯尼希的话说道，“多好的人呐，可是做了一件毫无意义的事儿。”他拿起酒杯，“不过至少，我们这一杯可以敬给他们和保罗・柯尼希，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水手。也祝你好运，朋友，你肯定需要个好运气，”他咧嘴笑道，“因为不会有人相信你这个故事的。”

不列颠圣乔治军团的发起人约翰・埃默里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被伦敦中央刑事法院1号法庭的汉弗雷大法官判处死刑，而哈维・普莱斯顿的那些不列颠自由军同党们也没落得什么好下场。尽管党卫军为不列颠自由军大量征募成员，这支部队的编制始终不曾超过两个排。在战争中存活下来的，分别获刑一两年至终身监禁不等。有张得以保存下来的照片很是有趣，上面是在代号为“北地”的第11党卫军志愿装甲掷弹兵师中服役的二十个士兵和一个中士，都是不列颠自由军成员。一九四五年四月那场惨绝人寰的巷战中，这支部队来到了柏林，而其中的英国小队却奉命换防到了滕普林[123]，而他们的名字也随即从该师的花名册上被抹去。从某种程度上讲，普莱斯顿也许并不知道，其实自己的运气还算好的。

屡建奇功的奥托・斯科尔策尼于一九四七年站在了达豪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被指控在作战当中身穿美军制服。罪名最终没能成立，因为辩方出庭作证的是一位英国军官、乔治十字勋章[124]的获得者，杨-托马斯中校，代号为“白兔”的杰出特工。他被人出卖，遭到盖世太保的严刑拷打，后来从布赫瓦尔德集中营逃了出来。他在法庭上证实了他所了解的事实：英国特工和法国抵抗组织成员存在身穿德军制服作战的行为。这件案子连同指控他的所有罪名都被撤销了，所以斯科尔策尼要比他那些于一九四四年在阿登[125]身穿美国军装被俘的部下们要幸运——美国人援引《日内瓦公约》将他们处决了。看来维里克确实言之凿凿。

卡尔・霍夫尔仿佛是从人世间消失了一样。毫无疑问，他也是罗斯曼和盖世太保们的一个牺牲品。因为他掌握的信息实在太多了。

不过哈里・凯恩则比较走运。我在华盛顿五角大楼档案处被告知，战争结束时他已经晋升为上校。他似乎住在加利福尼亚，于是紧接着的那个星期天，我抽空飞到旧金山，租辆车开到他在大苏尔的家，把整件事情向他和盘托出。

果然有效，他的兴趣一下子就被激发起来。若干年来他一直是个作家。最初是写电影剧本，然后进入了电视剧圈，现在则更多地参与制作人的工作当中。一九四五年他与帕梅拉・维里克结婚，这是那天下午我们沿着海滩散步时，他主动说起来的。照我感觉，婚姻似乎不是特别美满，不过一九四八年她就因白血病逝世了。

德国人那一边的情况他当时一无所知，因此对我的故事十分着迷，还热心地为我补全一些疏漏，不光斯塔德利村那场战斗的最后阶段，还包括梅尔瑟姆公馆当晚的事后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