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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认为这个人有可能在这里？”

“我又重新理了一遍我的笔记，发现他从小就受洗成了天主教徒。于是我突然想到，他会不会是被安葬在了自己信仰所在的地方。我在布雷肯尼宾馆住的时候跟一个酒保谈过，他说斯塔德利村这里有一座天主教堂。显然这个地方太不起眼了，我花了好一阵子才找到。”

“恐怕你白费力气了，”他站起身，“我在这座圣母玛利亚教堂已经二十八年了。可以跟你保证，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么一位查尔斯・加斯科因。再说，你提到的那个时间里，圣母玛利亚教堂并不属于罗马公教。”

“是啊，我还在想亨利八世和宗教改革运动[2]在这一带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呢。”

“跟当时大多数英国教堂一样，圣母玛利亚教堂也成为了英国新教的教堂，”他说，“但是上个世纪末，这幢建筑又重新皈依了罗马公教。”

“不会感觉太奇怪了吗？”我问道。

“不。”他没有进一步加以解释。不耐烦已经很明显了。

显然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我感觉自己的失望之情已经溢于言表，但是我仍然追问道：“关于加斯科因，您绝对肯定吗？当时的教堂档案呢？没准儿下葬登记表中会有突破呢。”

“我的个人爱好，恰好就是研究本地的地方史，”他略带尖酸地回应，“跟教堂有关的档案没有我不熟悉的。我可以担保，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过一位叫查尔斯・加斯科因的人。不好意思，我要用午餐了，失陪。”

移步过去的时候他的拐杖打了滑，他趔趄了一下，几乎跌倒。我一把挽住他的胳膊肘，恰好踩在他的左脚上，他却几乎动都没动一下。

我说：“真抱歉，我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他再次笑了一下。“没事，踩了就踩了吧。”他用拐杖指指自己的脚，“活遭这么一茬烂罪。但是怎么说呢，反正我如今是适应了。”

这种话让人没法接，显然他也没等着别人去附和。我们一道顺着窄道走着。由于他的腿脚问题，我们走得很慢。我说：“这教堂真实在是太美了。”

“没错。我们都感到很骄傲。”他为我拉开门，“没帮上什么忙，不好意思。”

“没关系的，”我说，“您介意我离开之前在教堂的院子里转转吗？”

“我明白了，谁也说服不了你。”然而，他的口气里并无恶意，“请随便，这里有很多石碑都相当有意思呢。我尤其建议你去最西边的石碑群去看看。那是十八世纪初的东西，而且手艺明显跟克雷的石碑差不多，出自同一个人。”

这次他主动伸出了手。我和他握手的时候他又道：“那个，我感觉你的名字耳熟。去年写乌尔斯特冲突[3]的是不是你？”

“是我，”我说，“恶心事儿。”

“是战争就恶心，希金斯先生。”他面沉如水，“那种情况下人心全都硬透了。再会吧。”

他关了门，我来到长廊上。真是古怪的会面。我点了根烟走到雨中。教堂司事接着挖别的坑去了，此时整个院子就剩下我一个人——当然，那些乌鸦除外。“列宁格勒的白嘴鸦”。我再次琢磨了一下，然后坚决把这个想法从脑中摒去。还有事儿要做呢。跟维里克神父这么一谈，我哪里还能对找到这个查尔斯・加斯科因的墓地抱多大希望，实际上根本就无法可想了。

我一步步往最西边踱的时候，注意到了他所提到的那些墓石。确实有点儿意思。用生动又朴素的雕工刻画出骷髅、骨架、带翅膀的沙漏，还有大天使。有意思，只不过完全不是加斯科因的年代。

我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遍历了整个地方，最后我终于意识到，自己被打败了。原因之一是，这个院子跟最近看到的绝大多数乡下教堂院落都不一样，一切都保持得井井有条。草坪修了，灌木剪了，几乎没有什么长势过剩或者遮挡视线之类的现象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