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同文馆之狱

天这个提议是三省宰执官共同向哲宗提出的，哲宗很心动，只是几次举手想拍板，可就是有点小犹豫。犹豫中他发现宰执队伍里有两个人表现得有点小消极。

散会。

哲宗遣走其他人，单独留下了他们。一个是许将，一个是曾布。从这时起，曾布的老毛病犯了。翻他的案底，当年王安石改革，他是最先倒戈的核心，从性质上说，他比吕惠卿更危险。

吕惠卿反的是王安石本人，于变法始终不渝；曾布反对的是改革法令，从根本上和新法划清了界限。可惜的是，在宋朝讲究的是“君子和而不同”，这种小叛变往往显得高大独立。

随着改革派复兴而重新登台的曾布，从这时起不断地和章惇唱反调，直到把北宋推向无底的深渊。

这时曾布、许将说：“发人之墓，非盛德事。”乍一听很有理，挖坟掘墓的事无论是官方干还是私人干，都很缺德，当然了，“考古”除外。

哲宗听了点头，对，你们说得对，“朕亦以为无益于公家。”这事儿到此为止，司马光的坟保住了。

所有的史书都称赞曾布说得对、宋哲宗做得对，章惇实在是太凶残太恶毒太小人了，连死人都不放过，实在过分。

我们用自己的眼睛来分析。挖坟的确不高雅，可要分对象。针对当时的形势，参考后来的发展，证明了旧党对北宋、对民族的危害。在北宋时，他们破坏了新党执政期间对异族的绝对上风，到了南宋时，旧党的思想成了宋朝官方的唯一准则，这些准则导致了汉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全境亡国。

追根溯源，司马光的影响巨大，甚至到了现代，他仍然在形象上光芒万丈。请问为什么，一来是宋朝官方对他的认可；二来是一本《资治通鉴》的作用巨大。中国人牢固的敬文人思维作怪，认为大作家必是圣贤，大文豪绝对不会是混蛋！

其实哪儿跟哪儿，无数的例子证明过，古今中外有才无德的人遍地都是。司马光算什么，人类历史上排得进前十的全才弗兰西斯·培根，大哲学家、思想家、作家、科学家，科学之光、法律之舌，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这人牛吧。

和他超全面的天分成正比，他的私德丑恶得一塌糊涂。

回到正题，要想防患于未然，把旧党彻底毁灭，司马光的光环必须磨灭，必须把他从人格到履历、从官方到私人，全方位地抹杀。

历史将证明，章惇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大公无私远见卓识的，对照宋朝后来的灾难，会发现之前他所做的每一件貌似恶毒、凶残的事，都是为了宋朝好。

早听他的，绝对没有靖康之乱，没有南渡之惨。

可惜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更悲哀的是，想让多数人理解都是件奢望的事，尤其是事发当时。章惇的提议被哲宗否决之后，他没有气馁，而是把精力投入到那个更大的、系统的打击计划里去。

这个计划起源于旧党的小内讧。

在旧党庞大的人脉关系里充满了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派系网络。其中有两条非常重要的主流一直很敌对，文彦博系、韩琦系。

这两人都是超级大佬，都有自己的光辉事迹。只是文彦博显得更幸福些，他做得比韩琦少，收获比韩琦大，尤其是官位保持得超级长久，韩琦都死很久了，他仍然活跃在顶级官场里。这实在让韩琦系的官员们不爽，于是小报复开始。

朔党党魁刘挚就是韩琦系的，他在执政期间带动整个朔党跟文彦博为难，导致文大佬以超级资历仅仅得到平章军国事这种近似荣誉头衔的虚职。等文彦博死后，他再接再厉打压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

文及甫在老爹生前在京城当卫尉、光禄少卿，混得还行，老爹刚得病退休，他立即被调到外地，等老爹死了，服丧快结束后，文及甫深深地觉得前途黑暗，刘挚这匹夫一定会继续打压他的。在每天不断地担忧中，他想起了一个好朋友，把满腔的郁闷化成了一封信，寄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