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指点江山,激扬人物

宋神宗从熙宁元年四月召见王安石,到第二年的二月时,才有了变法的实际举动。任命富弼为首相,王安石参知政事,组建自己的班底,变法开始。

历代史书接着就开始介绍各个具体法令的内容,颁布的时间,以及遇到的困难。如果我也这样写下去,就根本没法剖析出这段历史的真相。

试问这样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只在神宗和王安石达成法家治国的理念后,就直接上了马,是不是太儿戏了呢?神宗真的成了毛头小子,王安石真成了不学无术的傻大胆?

开玩笑,这期间有10个月的时间,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处,从他们后来所做的事业有多大来看,他们的讨论肯定多方多面,涉及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作为后世人,我潜心静思,推算出他们至少有三个重点必须详细考虑。第一,那是个大秘密,是这次变法的大宗旨,所有的举措如果不建立在这个大前提之下,那么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不过可惜的是,查遍千年史书,不论是古人的,还是近现代的,对此都一字不提。

或许是他们没看到,或许就是别有用心地给删除了。

第二,变法的速度。是急进还是缓变,这是个大问题。要比具体的变法措施更重要,我们清楚,一件事的成功与否,不仅与它的立意有关,更与它的做法有关。怎么做更多地决定了它的成功。

聪明博学如王安石,谨慎小心如宋神宗,这个最起码的前提,一定会考虑到。只是出于对第一点,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的遵从,才不得己选择了实际操作中的急燥。这是无可奈何的,可也是热血沸腾,不得不做的!

第三,变法的涉及层面、具体法令。

环环相扣,每一个条件都为上一个服务,这是一整条互动互补,一荣俱荣,一损百损的利益链条,哪一点出了错,都会让帝国承受不可估量的打击。具体到第三条,它得服从前两个前提,国家必须迅速富强,极快地增加国库厚度。

得有钱,才能去做那些事。至于说事后怎样,只要那个大秘密大宗旨胜利了,一切都好说。

这三点讨论过之后,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心里,变法己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宏观的蓝图,到了这时,才能进行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让王安石全面躲在幕后,首相是富弼,以富弼的威望来镇抚局势,安定人心。王安石组建的变法班底更有讲究。

成立一个全新的部门,名叫“制置三司条例司”。故名思议,它是以国家的财政总署三司省为根基,研究怎样生财的特殊部门。以现代的名词来叫,可以称作“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或者“发改委”。

这个部门平空出现,直接把改革变法的事务都揽了过去,什么东府西府两制内侍,都没你们的份儿,一边儿呆着去。为了保险起见,同样让王安石当副手,名义上的负责人是副相陈升之。接下来王安石的班底成员们,就成了一个被争议了近千年的问题。

王安石此前所拥有的只是名声,名声的成分里最大一部分是好奇。人们不理解他为什么总是放弃高官厚禄,安于贫贱做基层工作,多了不起啊。因为自己做不到而敬佩,只此一点。

这和大圣大贤什么的都不靠边,如果非要说他的文章多好,对不起,真的好,可也远远没到欧阳修的影响程度。世间就是这样,就算你到了同一水平,也别总想着有一样的影响。

所以他不可能有什么亲信集团。那么开始做事了,谁来帮他呢?只能从日常交际中去选,这样的前提就决定了人才的质量和数量。比如说吕惠卿。这个人在后来骂名天下,举世皆知,一臭万年,历代所有君子都摇头。甚至直接把他的问题加在王安石的头上。

亲信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领袖服务。他的罪过,就是你的问题!只是非常遗憾,吕惠卿之所以进入王安石的视线,完全是一位君子中的君子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