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舍身为佛奴的末世帝王（第2/3页）

这段说的就是李煜迷恋佛教被敌人钻了空子。宋派来一个叫樊若水的人假扮成僧侣，名号“小长老”，获得了李煜的信任和重用，暗地里从事“间谍”、“卖国”活动。

据说宋师兵临城下之时，后主依然在礼佛听经。

《十国春秋·南唐后主本纪》记载：“长围既合，内外隔绝，城中惶怖无死所。后主方幸净居室，听沙门德明、云真、义伦、崇节讲《楞严圆觉经》。”

历史悠悠，往事如东逝水。已无法得知当时的李煜是在祈求佛祖帮他退兵，还是继续在佛教的世界里，逃避现实祈求往生。

又据《十国春秋·小长老传》记载：“金陵被围，后主召小长老问祸福，对曰：‘臣当以佛力御之。’乃登城大呼，周回数四。后主令僧俗军士念救苦菩萨，满城沸涌。未几，四面矢石交下，复召小长老麾之，称疾不起，始疑其诞，遂鸩杀之。”

兵临城下之时，李煜竟然相信小长老以佛力退兵之说，还要求僧俗军士齐齐念经求菩萨保佑，真是荒诞至极。这些记载虽多出自野史丛谈，但恐怕并不是空穴来风。

佛力终于难挽南唐灭亡的命运，然后后主似乎并没有因此丧失对佛祖的崇信。在城破被俘之后，李煜乘船被押往汴京，“至汴口，登普光寺，擎拳赞念久之，散施缗帛甚众”。自身已沦为俘虏，犹且礼拜佛祖，施舍众生。看来，李煜一生确实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煜的仁义纯真源自佛教，而佛教却不能帮他治国安邦。

李煜之所以如此信佛佞佛，究其原因，一是出于家庭的影响，二是由于国事的衰危，三是因为个人性格和经历的缘故。

深远的家庭宗教信仰的影响、国事的衰危给李煜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以他懦弱的性格去佛学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求借佛教以为麻痹和排遣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李煜曾自剖心迹曰：“孤平生喜耽禅学，世味澹如也。先帝弃代时，冢嫡不天，越升非次，雅非本怀。自割江以来，屈身中朝，常恐获罪，每想脱屣，顾无计耳。”

这段自述应该是发自肺腑，真实可信的。

李煜生性儒雅懦弱，多情善感，真率任性，不善机诈，其父辈们因争权夺利而相互残害的景象深深地刻在他的心里，令他对政治颇为厌恶，而生活中，爱妻的早逝、幼子的天折、兄弟的分离等等，也给他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情感打击。那强烈感受到的不可避免的“人生愁恨”，促使他更加信奉佛教以求解脱。

李煜如此信奉佛教，对他的文学创作也深有影响。他有钟隐、钟山隐士、钟峰隐者、钟峰隐居、钟峰白莲居士、莲峰居士等名号。这些名号既见于史书的记载之中，也留存于他流传下的丹青题笔之上。

从这些名号中，我们不难读出李后主的厌世心理及其中所折射的佛教思想。以“隐士”、“隐者”、“白莲”、“莲峰”等词为号，不难看出他对现实的厌倦情绪，以及向往如莲般出淤泥而不染的佛界思想。

然而李煜到死也没有参透人生的禅理，看不透这世间的得与失，放不下人间的情与爱。

参禅之人本应摒弃六尘烦恼，顿悟万法本空的佛理，他却无法做到心“空”净明。虽然李煜前期的诗歌中常常流露出“空”之佛理，如“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秾丽今何在？飘零事已空”，“赖问空门知气味，不然烦恼万途侵”，“前缘竟何似？谁与问空王”之句，但是他却无法放下这些痛苦，自然也就无法得到超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