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玉座珠帘 第十九章（第4/13页）

其时信已看到结尾，钱应溥大有意会，不断点头：“噢，噢！原来真意在此！”

还没有传观到下文的人，心急便问：“真意是什么？”

看到曾国藩面色凝重，对轻率的议论有不以为然的意思，李鸿裔不敢造次，话到口边，复又咽住，支吾着敷衍了过去。好在李鸿章的真意何在，虽有知有不知，曾国藩的用意却是大家都明了的，他要推荐李鸿章以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但以过去一直向朝廷这样表示：“庙堂之黜陟赏罚，非阃外诸臣所宜干预，”不能出尔反尔，同时也碍着“牢骚满腹”，虎视眈耽，虽已奉调闽督，却还不能赴任的吴棠，更不便指名密保，因而以不肯回任作侧面的挤逼，希望挤出慈禧太后一句话来：“既然曾国藩说什么也不肯干，那就叫李鸿章去！”

于是大家各散，钱应溥照曾国藩的意思，拟了一个折稿，细核清缮，派定专差，第二天午间辕门鸣炮“拜折”。曾国藩依然围棋一局，寄烦忧于黑白之间。

但奉到的上谕，措词恳切而严峻：“曾国藩为国家心膂之臣，诚信相孚已久，当此捻逆未平，后路粮饷军火，无人筹办，岂能无误事机？曾国藩仰体朝廷之意，为国家分忧，岂可稍涉疑虑，固执己见？着即廪遵前旨，克期回任，俾李鸿章得以专意剿贼，迅奏肤功。该督回任以后，遇有湘淮军事，李鸿章仍当虚心咨商，以期联络。毋许再有固请，用慰廑念。”这“毋许再有固请”六字，已指明再无商量的余地，否则就会在面子上搞得很不好看。

曾国藩无可奈何。安排琐务，过了年自周家口动身，由陆路到徐州，走了十天才到。从李鸿章手里接了印，师弟二人，细谈西北的局势——陕甘总督左宗棠尚未到任，剿西捻的责任，还在曾、李身上，而张总愚一大股已经逼近西安，朝命督催赴援，急如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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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紧急，东路亦不轻松，任柱、赖汶光、牛洪、李允那些“太平天国”的“王爷”，落草为寇的捻军，纠合马步精锐，不下十万之众，在湖北安陆、德安之间，古云梦泽一带盘旋，狼奔豕突，拚命想打开出路。原为湘军后隶淮军的郭松林一军，中伏大败，李鸿章嫡系的“树军统领”，广西右江镇总兵周树珊在德安阵亡。东捻屯兵臼口——钟祥县南九十里，臼水入口之处。据哨探谍报，正计议分兵三支，一支渡襄河入蜀，一支出武关会合西捻，一支屯在湖北声援各路，只待过了年便要大干一场。

不过，比较起来还是西路吃重，而且陕西巡抚又已换了恭王的好朋友乔松年，格外可以得到朝廷的支持，所以密旨不断严催，要曾国藩兄弟，督促鲍超的“霆军”，即速援陕。一到了陕西，不久就要归陕甘总督左宗棠节制，曾左不和，并且左宗棠跋扈任性，看不起行伍出身的武将，为此，鲍超不愿西去，托词待饷，逗留在湖北不走。同时湖北巡抚曾国荃，一个折子参倒了官文，革去湖广总督，由谭廷襄署理，痛快倒是痛快，可是湖北的军务便只有独任其艰，也希望把鲍超留在省境。这一来，唯有另派援军入陕。

曾国藩和李鸿章先顾眼前要紧，商量的结果，决定调老湘军刘松山“寿军”援陕。刘铭传的“铭军”二十营约一万人，鲍超的“霆军”二十二营约一万六千人，此时都驻河南南阳一带，限令克日南，分路进剿屯臼口的东捻。

鲍超接到命令，知道可以不必去受左宗棠的气，大为兴奋，当时下令开拔，由樊城渡河到襄阳，沿汉水往南扫荡。

“霆军”的打仗，与众不同，这是由于鲍超的性格所形成。他是四川夔州人，跟宋朝党进是一路人物——他的胸无点墨的笑话，与党太尉也差不多。有一次从捻军那里俘获四幅屏条，是董其昌写的《江赋》和《海赋》，下款署着“臣董其昌奉敕敬书”，原为明朝大内的珍物。有个幕友欺他不识字，意存吞没，骗他说这四条字没有上款，不便张挂。鲍超认为不要紧，补一个上款好了。于是那幕友奋笔直书：“春霆军门雅蜀”，见了的人，无不是想笑不敢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