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玉座珠帘 第十四章（第3/23页）

这最后手段，就是命令在豫西浙川的多隆阿，兼程北上，援救潼关，另外颁了一道密旨，封交多隆阿亲自开拆，遵旨行事。多隆阿原是胜保的部将，后来受知于胡林翼，骁勇善战，与鲍超齐名，合称“多鲍”。这年——同治元年四月，进克安徽庐州，洪军悍将“英王”陈玉成，投奔寿州，依附阴鸷骠悍的练总苗沛霖，恰好成就了胜保一件大功。苗沛霖与胜保有交结，看看洪军自安庆一破，大势不妙，把穷无所归的陈玉成做人情，缚送胜保大营。胜保喜不可言，一面接收了陈玉成的有国色之称的妻子，一面在奏折中大事铺张，以为陈玉成是洪军的第一勇将，既已被擒，洪军从此不足忧，意思中要亲送陈玉成入京，举行“献俘大典”。结果弄了个很大的没趣，朝廷批答，申斥他胡闹，同时命令，即在军前正法。好大喜功的胜保，大失所望，从此对朝中柄政的大臣，越发不满。

等陕西回乱一起，恭王的原意是要派多隆阿入陕，因为他远在豫西，缓不济急，才改派了胜保。这时朝旨派他兼程援救潼关，对胜保来说，自然是件很失面子的事，所以更加负气，不大理潼关这方面的战局。同时由于“甘督”、“陕抚”这两个实缺封疆，完全落空，失意之余，想到这年春天在安徽奏请“以安徽、河南两巡抚帮办军务”的花样，照样再耍一套，奏请以陕西巡抚瑛棨帮办军务。如果奉准，则不但陕西巡抚成了他的部属，而且权足以指挥巡抚，便成了总督的身分，可以稍稍弥补他实缺督抚不曾到手的遗憾。

可想而知的，从两宫太后到军机处，没有一个人会准他的要求，责问他道：“若以军务、地方，必须联为一气，方能剿贼，如官文、曾国藩等，以统帅而兼封圻，则僧格林沁之在豫省，未闻必以抚臣帮办。豫省官吏，尤称疲玩；僧格林沁督军，所向有功，则又何说？”从而很干脆地答复他：“所请断不准行。”不但不准，而且督催驰援同州、朝邑的语气也更严厉了！

除此以外，督催赴援的话也颇见声色了，先是议驳：“胜保督兵日久，平时自诩方略，所谓‘通盘筹划，洞悉贼情’者安在？”继而诘责：“倘或有失，该大臣自问，当得何罪？并何颜面以对天下！”终于提出警告：“该大臣务即力图补救，毋再玩忽！谓朝廷宽典之可幸邀也。”军机章京拟旨，虽然下笔如飞，但片言只字，皆有分寸，再经过军机大臣的推敲，上呈御览。经过这三道手续发出来的谕旨，在意旨的表达上，几乎不可能发生错误。胜保也是深通翰墨的人，看到最后那一段话，不但暗示将要交部议处，而且处分拟呈之后，不可能邀得宽免。所以他心里虽愤不可遏，却也不免着急，真的不能“再玩忽”，得要“力图补救”了。

“好吧！”他对他的幕僚说，“看我‘补救’！补救好了，再跟他们算帐。”

但是，他要补救却甚难。驭下无恩，士卒不肯用命，滥作威福，同官不愿支持，这才真的到了呼应不灵的窘境。最苦恼的是他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连“子弟兵”都没有。事急无奈，想起一着棋：在安徽的苗沛霖。

苗沛霖的包藏祸心，中外大僚，无不深知，他以办团练保地方起家，但劫持巡抚，通洪军、通捻军，反迹早露，只以用“英王”陈玉成结交了胜保，胜保为他“乞恩免罪”，勉强就抚。当政的大臣，因为江南军务吃紧，而河南的捻军、陕西的回乱，在在需要剿治，所以虽有袁甲三等人，对苗沛霖力主痛剿，仍不得不加姑息，可是防范得极严。那知胜保计无所出，派了个提督，拿了用督办陕西军务钦差大臣关防所发的护照，调苗沛霖所部到陕西助剿。

消息一传，安徽、江苏、山东、河南各地负有治安责任的地方官和带兵官，无不大起恐慌，飞章告警。因为苗沛霖正苦监视太严，动弹不得，经胜保檄调到陕，恰好给了他一个窜扰的机会。于是军机处搞得手忙脚乱，用六百里加紧的廷寄，“严饬胜保速行阻止”，同时分别命令僧格林沁及有关各省的大员，阻拦苗沛霖，“妥为开导，刚柔互用。如不听阻止，即着分拨兵勇，并力兜剿，毋许一人一骑，闹入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