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南北朝的『人工印刷机』（第2/4页）

到了东汉晚期，这个原本没前途的工作，却变得越来越有前途，特别是干这项工作的人，投笔从戎的少了，扎根本职工作并且干出前途来的，越来越多了。比如小说《三国演义》里配合黄盖一起使“苦肉计”的东吴谋士阚泽。在《三国志》的记录中，就说他早年“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也就是说，阚泽正是凭着做书佣的经历勤工俭学，挣够了读书上进的钱，最终出人头地的。而且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阚泽的“为人佣书”，不是给国家打工，而是给私人打工，替人抄书收钱。也就是说，这时期的书佣们，已经不仅仅有“国家在册职工”，更出现了个体户。按照价值规律的说法，这当然是因为供求关系决定的——这时期修书的多了，不但有国家官修典籍，更有私人修书，对书佣需求量大。《晋书》在记录文学家左思的时候，说到左思新作写成后，当地的世家大族纷纷雇人抄写，广为流传，可以看出这时候的世家大族里，“修书”已经成了一种风尚。修书的多了，市场上的书籍自然也多，《北齐书》里就记录过这样的事：有书贩子跑到北齐来贩卖南朝的图书，并且说明可以先看后买，结果有些买书的，在拿回家“先看”的时候，就故意花钱找人抄录了，然后再把原版退还给书贩子。这时候的中国图书市场，并没有因为战乱而凋零，反而火爆得不行。大量图书的商业化，自然也让“书佣”业商业化，这时期的书佣们，已经不再受政府控制，反而成为红红火火的书佣市场的“自由人”了。

这种情况的发生，后人大多都说到“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原因上，但根子上的原因，恐怕有3个，第一就是造纸术的发明，造纸术产生于汉朝，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推广到全国。在造纸术成型之前，中国的书籍主要都是用竹简和布帛来抄录的，竹简笨重，布帛昂贵，抄一本书的成本自然也高，别说通老百姓家，就是世家大族，也没多少人肯花这个闲钱的，能出起这个钱的，也只有国家。有了造纸术，情况就反过来了，纸张的价格远远比布帛便宜的多，稍微有点钱的都修得起，如此一来，修书的人自然多了，不但国家的修书量大增，私人修书业也大批兴起。在没有印刷术的情况下，修书也就意味着要找人抄书，能够又快又好抄写图书的书佣们，自然也就变得很有前途，成了官府以及世家大族争抢的香饽饽，待遇当然水涨船高。东汉早期的书佣们，工资只够温饱，三国时期的书佣们，工资已经有大量盈余，比如阚泽，就可以用抄书的工资，供自己读书上学。到了西晋时期，有大臣在揭露世家大族骄奢淫逸时，也拿着书佣们的工资说事，说这时候书佣们给世家大族修书的工资，比起东汉的时候已经上升了6倍，这个涨幅很显然比较夸张，但是书佣们工资待遇的提升，却是不争的事实。到了南北朝时期，书佣们的待遇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比如北魏的文献里记载，北魏名士房景先，早年靠兄长做书佣来养活，后来他耻于如此，也做了书佣，很快家庭就摆脱了贫寒。而南朝的书佣崔光更是高薪，他给南朝王家做书佣长达十几年，之前只是个家境贫寒的寒门子弟，做了书佣后，不但家境好转，后来还有钱买房置地，成了当时的新富阶层。如此局面，皆与当时修书者日多大有关系。

而书佣业的兴起，另一个被忽略的原因，就是佛教的广泛传播。南北朝时期是佛教的极盛时代，无论是北方的鲜卑族政权，还是南方的宋齐梁陈政权，都大力修佛礼佛，这时期的各种“佛事”，不只有修建寺庙，更要翻译整理海外传进来的佛教典籍。东晋年间，还发生了著名的“法显西游”事件，北方的高僧法显到印度取经，带回了珍贵佛教资料，并从印度乘船回到了东晋，佛经取回来了，但是外文的，既要整理更要翻译，修书工作刻不容缓。而当时的各个寺庙，也把自己寺庙拥有典籍的数量，作为寺庙“档次”的标志。为了提高自己寺院的地位，许多寺庙自己出钱，招募书佣参加修书，这样的结果，就是书佣数量日益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