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欧洲最景仰的中国医生（第3/4页）

其次，由于张仲景的士人身份，东汉儒学的发展与士人的特征也是对其影响较大的因素。西汉儒学以今文经学为主，其治经的主旨是阐发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到了东汉，古文经学逐渐抬头，强调考据、训诂，讲究严格的推理过程。这种学术流派的变化为学术研究从随意向严谨过渡提供了条件，而这种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是自然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东汉的儒士与西汉的儒士相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汉儒士重学问、轻品德，追求功名利禄，东汉的儒士崇尚节义，忠君爱民，这直接影响了士人的政治表现。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所言“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天之莫救”，正是这种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

再者，张仲景所处地区社会条件相对优越，是其成就的必备条件。南阳郡是光武帝刘秀的“龙兴之地”，在东汉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郡治宛城是东汉“三都”之一，从经济上说又是工商业的“五都”之一。张衡的《南都赋》形象地说明了宛城和南阳郡的繁华，这种优越的社会环境为张仲景的成就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最后，东汉儒学分为两派，“北学”以郑玄为代表，以深芜著称；“南学”则以司马徽、宋忠以及其学生李仁、尹默、王肃为代表，是以约简见长。“南学”主张“学以致用”，与现实结合较紧密，不但有利于政治变革，还有利于士人投身其他学科，学习他技。如李仁除了儒学之外，“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物皆教思焉”，荆州治学特点秉承“南学”，这也是一个影响张仲景的重要因素。

以上提到的都是有利于张仲景治学的条件，事物总是有两面性，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因素的不利方面主要有以下四点：

其一，汉末战乱对社会的巨大破坏。南阳郡作为兵家必争之地，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就成为董卓、孙坚、袁术、刘表四大军阀争夺的对象。南阳郡遭到战乱的极大破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当时这一地区的真实写照，这战乱的环境必将大大影响张仲景对医学的研究工作。

其二，在社会思想领域，东汉时期神秘主义大为泛滥，春秋战国时发展的理性主义精神在此时大受冲击。汉末政治黑暗、社会经济崩溃使人们的思想空虚无助，此时各种神秘主义思想都纷纷出现：儒学开始了宗教化的过程，道家思想结合阴阳家思想和民间巫术形成原始道教，西汉末传入的佛教也大为盛行，求仙、拜佛、信巫、占卜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社会思潮直接冲击了医学实践，首先由于天命论的影响，导致人们对相术和占卜的迷信，使人们得病后“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最终不治。其次是原始道教的流行对医学的冲击，汉末太平道、五斗米道盛行，前者“施丹符、圣水”，后者“事鬼” “人道病，蛰三省”“有病自首其过”，这些治病方法直接影响医学实践和发展。《三国志•方技传》仅华佗一人为医生，而其他多为术士，如朱建平相术、周宣相梦、管辂卜筮，陈寿在书中称这些人“诚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这种社会思潮的逆转对张仲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医学理论创建有直接的不利影响。

其三，张仲景的医学研究还受制于当时较低的自然科学水平。秦汉时的科技比之后世还较落后，在缺乏完善的科学手段，精密的人体解剖学知识，完整的生物学体系的条件下，张仲景必须用医学理论的完善来突破诊断和治疗手段的不足，巧妙运用药物协同配伍弥补单味药物的原始性。这一切都必须在今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进行。

其四，受当时医家门户之见的约束。两汉学风最重师承、门派，如五经治学共分14家，每家皆有家规、学风乃至严格的师承，向他家学习和创新往往被看作是对师门的背叛。医家的分派虽不可考，但从张仲景“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的感叹来看，医学的状况与儒学的相差无几。因此，张仲景进行创新，以及“博采众方”都肯定会受到这种情况的限制。